日本是个战败后重生的国家，由于战后体制的限制发育不全，俗称经济大国、政治军事小国，日本自称为“非正常国家”。所谓“日本战后体制”有三大支柱：一是既为日本提供保护伞又控制日本的日美安保条约；二是以放弃战争为核心的和平宪法；三是重经济、轻军备的发展路线。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内阁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后，日本就开始表露出摆脱战后体制的萌动，表明日本已不满足于经济大国地位，而要摘掉战败国的帽子，重建政治军事大国地位，意味着日本进入转型期。

　　 安倍2006年第一次上台后，日本为摆脱战后体制而转型的实践驶入快车道。在他短短的一年任期中，做了3件大事：一是作为修改宪法的前奏，修改了素有《教育宪法》之称的《教育基本法》，旨在消除战败国的“自虐心理”，重振大和民族精神；二是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大幅提升了军事因素在国政中的分量，意味着偏离重经济轻军备路线；三是强行通过国民投票法，为修改宪法做准备。

　　 安倍2012年第二次上台后，利用国际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更器重日本和国内取得议会稳定多数议席的有利形势，为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打出“奉行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加速了修宪强军的步伐，急于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拥有正规军队和向海外派兵打仗的“普通国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

　　 鉴于修宪难度大，一时难于实现，安倍采取了绕过修宪门槛而通过修改宪法解释的手段来达到解禁集体自卫权、向海外派兵打仗的目标。为此，安倍私设的政策咨询小组“关于重新建立安全保障法律基础的恳谈会”，于5月15日向安倍提交一份建议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对日本战后一直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政府解释做了修改。此前日本政府所做的解释是，集体自卫权超出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的“必要最小限度”防卫的限制，因此禁止行使。而这份报告书颠覆了已沿袭几十年的政府解释，绕开修宪门槛松绑日本军力，为日本复活军事大国扫清法理障碍，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埋下了巨大祸根。

　　 根据这份报告书和安倍据此提出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基本方向”路线图，日本自卫队今后无论从组织性质和法律地位上说，还是从活动范围和承担的义务上说，都无异于普通军队。由此，日本战后“放弃战争”“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将发生根本变化，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永远放弃以国家名义发动战争的权力，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拥有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的和平条款将形骸化了。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报告书罗列的“行使集体自卫权的6个条件”都为日军寻找某个借口在海外动武留下了巨大空间，如第一条与日本“关系密切国”遭到攻击、第二条“如果放任不管将对日本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条“遭到攻击方请求日本支援”等，意味着集体自卫权的行使不限于日美同盟，而可根据需要到地球任何一个地方行使武力。这份报告书还大肆渲染地区紧张和邻国威胁，针对中日岛争设计“灰色事态”和对策，为在东海强化日美军事部署和诉诸武力制造理由。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预示着东海的紧张对峙局面在集体自卫权解禁后可能加剧，甚至不能排除挑起战端的可能性，也为它从军事上干预南海事务埋下了伏笔。

　　 近现代史上，日本找借口人为制造乃至扩大事端的恶行，从甲午开战、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变，国人领教的太多太多，遭受的屈辱和灾难，罄竹难书。而如今，安倍政权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同时，解禁集体自卫权，中国和国际社会有理由对日本的走向保持高度警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王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