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对东亚地区实行了猛烈的殖民征服运动。而处在同一地区的中日两国，为应对西方入侵，几乎在同一时期实施了近代军事变革，但最后结局却大相径庭。特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成为历史的分水岭，日本从此一跃跻身为列强行列，而大清帝国却从此沦为备受凌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统治濒临崩溃。为什么从相似的起点起步，却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而日本当年的军事制度改革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改革兵役制度，培养造就军事人才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事改革始于1868年。是年，明治政府取代了抱残守缺的幕府政权，开始把“富国强兵”、“殖产兴业”、“雄飞海外”、“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国家发展的最高国策。创建新的军事制度是明治政府军事改革的首要任务。从1870年开始，明治政府用极大的精力改造幕府时期的旧军制。

　　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首先从兵役制度的“除旧布新”入手，以国民义务兵役制来取代旧的武士世袭制度。1871年公布《全国总体户籍法》作为实行征兵制的基础。1872年11月颁布《征兵告谕》，取消封建武士的军事权，宣告了国民均有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1873年正式颁布征兵令，并将陆军兵役分为现役、预备役和后备役三种，从而确立了全国统一的国民义务兵役制的法律地位。此后，政府又于1879年、1883年和1889年对征兵制作了3次修改，使日本的近代兵役制度趋于完善。

　　此外，日本大力发展军事教育，通过近代军事教育，造就了一支近代化军官团队，提升了军事变革的层次。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不遗余力地培养军事干部，不断派员前往先进国家留学，并派高级军官前往欧美考察研究战略与军政。同时为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加速军校的建立。1869年，木户孝允就建议：“取舍文明各国之规则，渐次振兴军事学校，实乃今日一大急务”。截止1893年，共创办16所陆军学校，数所海军学校。陆军学校以大阪兵学寮为最著，1874年改为陆军士官学校，“培养教育步、骑、炮、工兵之士官”。海军兵学寮，1876年改为海军兵学校，培养海军各兵种士官。1883年设立陆军大学校，1889年设立海军大学校，专门培养陆海军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军兵种学校门类齐全，军官培训系统化、专门化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

　　对领导指挥体制进行全面改造

　　明治政府还对旧的军事领导体制进行根本改造，按照欧美制度创立了新的中央军事领导体制和近代作战指挥体制。

　　1872年，新政府撤销兵部省，分别设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1874年陆军省官制明记“陆军卿由将官担任”，确立军部武官制。1878年明治政府按照作战指挥体制的最新发展要求，模仿德国将参谋局改为参谋本部，并将其从陆军省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军事统帅机构，直属天皇，首先在陆军系统实行军政、军令分离的制度，规定参谋本部决定之军令事项，可交由陆军卿执行，政府机关的陆军省成为参谋本部的隶属机关，开启参谋本部干政之端。接着又确立了天皇对军队的领导权。1882年由天皇颁发《军人敕谕》，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军事制度。1889年又颁布了《大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及常备兵数额”。在法律上确立了天皇对军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1893年，在海军省之外设立海军军令部，厘清了海军系统内日常军政管理与战时军令指挥的关系。1894年5月，日本为了适应近代大规模战争对组织指挥的需要，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明确规定了以大本营为战时最高统帅部，统一指挥陆海军的作战。

　　完善和优化编制体制

　　作为军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明治政府按照新的国防和作战需要，积极推行体制编制和军事布局的近代化改造。在陆军方面，1871年，将全国统一规划为东京、大阪、镇西、东北四大镇台（即军区）。1873年扩大为6个镇台，并为每个镇台配备了由步、骑、炮、工兵和辎重5个兵种构成的、以团（联队）为基本作战单位的部队。在海军方面，1876～1889年先后设立横须贺、吴港、佐世保镇守府（即海军军区，1901年又增设舞鹤镇守府），并配置了相应的舰船、海岸炮等部队。通过设立陆军和海军军区，形成了体现近代国防理念且统一布局的新的国家防卫体制。

　　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军队的对外职能日趋凸显，军队建设思想也由侧重内线区域守备转向注重外线机动用兵，随之而来的是对体制编制的进一步改革。1888年，仿照德国军制，将区域守备性质的镇台制度改为能够适应大规模机动作战的师团制。海军方面的体制编制改革也经历了类似的深化过程。在建立海军军区（镇守府）体制的初期，日本海军舰艇大都分散配备给各海军军区，形成一个个担任区域防卫任务的、非常备和没有稳定编制的小舰队。随着海军建设的发展和跨区域机动作战的需要，1885年日本海军的编制序列里出现了常备舰队，1889年发展为大型常备舰队，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又组建了常备联合舰队，从而完成了日本海军体制编制上的近代化改造。

　　以史为鉴，深化改革

　　与日本相比，中国近代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军事变革，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而没有聚焦于军事制度本质的变革。尽管随着武器装备的引进，也带来了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但其在军事思想、编制体制、教育训练等方面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

　　以世兵制、募兵制为代表的近代兵役制度陈腐落后。士兵受雇而来，缺乏荣誉感、爱国精神和民族观念，战斗意志薄弱，平时糜费耗饷，战时极易溃乱。

　　错综复杂的军事管理和指挥系统较为混乱。军机处、兵部、总理衙门以及地方督抚等机构彼此牵掣，造成决策不定，指挥不灵。军队编制体制相对落后。各军大体上仍沿袭湘营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营官以上设统领，分带数营，缺少中间过渡层，不利于基层军官的历练成长和各部队的协同。军事教育过于单调。军事学堂多是船舰修造、驾驶等技术院校。即便是指挥类学堂也以培养初级军官为主，没有顾及高级将领的培训，更没有形成从初级到高级多层次的军事教育体系。

　　甲午海战是对晚清以“洋务运动”为主要标志的改革的实际检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深切感受到来自海上“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威胁，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陆海大变局，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谋划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发起“军事自强”的“洋务运动”，特别是两次海防大讨论，增强了清政府大治水师、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感。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中国拥有了一支亚洲一流的近代化海军。这支舰队在人才培养、装备建设、基地建设、制度建设、教育训练、战术技术等方面全面依靠和学习借鉴西方，建军治军有许多新的特点和宝贵经验。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威慑遏制外敌入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洋务运动是不彻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触及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改革。这种失败改革的结果，必然首当其冲地影响北洋舰队，使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腐朽没落、封闭保守制度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存在严重的水土不服。同时，旧观念、旧体制、旧制度、旧军队的种种弊端与恶习也不可避免地束缚、影响着北洋舰队。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改革，日本为拓展其海外利益，举国节衣缩食建设海军。而实际上北洋舰队成军之时也是停止造舰、停止发展之时，日本利用这一宝贵时间以每年增建2艘主力战舰的速度赶了上来，到甲午海战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全面落后于日本的联合舰队。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洋舰队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晚清政府改革失败的重要标志。

　　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军事改革迟缓缺乏应战准备。今天的日本，一旦突破和平宪法，就是最危险的战争信号。目前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深化推进新军事制度改革，做好打赢战争的一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