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战争两个甲子的轮回，“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们当然不能忘记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之祸。甲午不仅使中国这个“天朝上国”败于“蕞尔小邦”，遭到前所未有屈辱，同时也使中国在东亚所主导的“天朝礼治体系”彻底坍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天朝礼治体系”一直就处在西方列强争相侵占和瓜分的风雨飘摇当中。在此过程中，正在全世界大肆进行殖民地争夺与扩张的欧洲列强，包括后来崛起的美国无疑是主要的“刽子手”。但在“天朝礼治体系” 尚存一息、勉强维持之季，给它最后一击、抽掉它最后一根支点的却不是西方列强，而是来自东亚内部的日本。中日甲午战争，使“天朝上国”失去了最后一个“藩属国”朝鲜，标志着“天朝礼治体系”彻底坍塌。从1840年鸦片战争“天朝礼治体系”开始遭受外部压力，到1894年甲午战争，短短五十多年就使这个在东亚运行了千年之久的地区体系分崩离析。为何“天朝礼治体系”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其中固然是列强入侵的外部原因，但也有“天朝礼治体系”本身内在的问题。所以回顾甲午，我们还要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角、更自省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天朝礼治体系”，由此才会给我们带来更深的启迪。

　　“天朝礼治体系” 是东亚国际体系的原始形态，也有学者称之为“朝贡体系”、“册封体系”、“藩属体系”等。在“天朝礼治体系”下，中国是“天朝上国”，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等外围国家则是中国的“藩属”。藩属在名义上尊中国为“天下共主”，中国则在事实上“眷顾”外围藩属。为什么东亚国际体系的初始形态会是这样呢？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分析。比如相对封闭一体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国早熟的封建体制、绝对的实力优势等，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则是来源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理念。

　　中国自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被历代王朝秉承和实践的政治理念都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前提观念认为，天地万物天生就有高低贵贱、尊卑不同的等级和位置。荀子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顾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在等级观念下，儒家思想认为政治的主要功能是让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本份行事，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如果每个人都安于你的等级和位置，各人干好各人的事，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万物“和谐”和世界“大同”。靠什么来保证每个人都安心本职工作呢？《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司马光：《资治通鉴》）只要保证使每个人都遵守“礼义正名”，自然也就可以保证整个政治帝国的稳定。那又靠什么来保证每个人都“尊礼守名”呢？“克己复礼谓之仁”，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最终，自我修养的“仁”便成为支撑整个政治秩序的基石。通过这一链条，儒家思想从理论上将建构人与人之间秩序的政治问题，转化为个人道德修养的伦理问题。

　　以这样的政治理念反过来指导政治实践，无论在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哪一个层次，自然都可以从个人修养出发，逐层外推建立起一套由里到外、层层一致的同心圆秩序体系，也就是实现“修、齐、治、平”，即《大学》所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既然身、家、国、天下都是按照同样的理念来实现修齐治平的，那么严格践行这套理念的中国，一旦具备了领土的广大、实力的强盛、文化的优越等客观条件，自然可以将这一理念进一步外推，构建以自己为圆心、万国和谐的国际秩序。

　　如何评价“天朝礼治体系”的政治效果？从历史呈现上看，可以说“天朝礼治体系”既不紧密，也不稳定。比如作为东亚地区第二大国的日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心理和挑战行为。公元608 年，日本“遣使朝拜”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即日本推古天皇） 致日没处天子（即隋炀帝）”字句，隋炀帝“览之不悦”；公元663年，唐将刘仁轨在白江口大败日军，将日本势力逐出朝鲜半岛。从此日本开始向唐连续派遣“遣唐使”；公元894 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基本没有官方往来；公元1281年元世祖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后，日本人转守为攻，开始从海上向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武装劫掠，倭寇侵扰此后一直延续到中国明朝末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要求日本称臣入贡，日本怀良亲王进行了尖锐抨击：“臣闻之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公元1592年到1598年，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明朝被迫对朝鲜予以支援。此次日本对天朝礼治秩序的正面挑战，成为近代以后日本谋求东亚主导地位的滥觞。从中日关系的这个历史过程上，不难看出“天朝礼治体系”整体的松散性和脆弱性。

　　综合“天朝礼治体系”的形态、成因和效果，可以有以下几点启示：第一，在当时的西太平洋地区，除了朝鲜和琉球与中国相对紧密外，几乎没有国家需要借重天朝礼治体系来推动它的内部发展，从而决定了天朝礼治体系必然是松散的；第二，中国在历史上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本身既没信念，也没有意愿塑造“华夏和平”。中国只不过是以“天朝礼治”的名义，追求表面上的虚名和表面上的和平；第三，日本在东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其独特性，瞄准中国，谋求东亚地区主导权可以说是日本的千年夙愿。有学者说：“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度，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何芳川：《“华夷秩序”论》）所以“天朝礼治体系”的坍塌，具体表现上是由于中国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历史偶然，而从“天朝礼治体系”自身的形态、成因和效果上看，又是它自身脆弱性在劫难逃的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