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近几场信息化战争的硝烟渐渐飘逝之后，人们开始冷静思考今日战争与昨日战争的根本区别。有人说，在现代战争中，国际军事对抗更为集中地表现为国家间军事体系的直接对抗和较量。究竟怎样从总体上认识现代战争对国家防务的影响呢？

　　姜鲁鸣（国防大学教授）：自从信息化战争形态问世以来，国家防务呈现出一系列重要变化，最重要的是信息化战争强化了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也就是说，从国家军事体系对抗到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深刻反映了由机械化战争到信息化战争对抗形态的变化。虽然，这种国家间的体系对抗并非始自今日，但只有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这种国家层次的对抗才会演绎得如此淋漓尽致。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仍把现代战争的体系对抗仅仅理解为两大军事体系之间的对抗，无疑是在用“昨天的头脑”谋划“今日的战争”，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天，我们必须牢牢树立一个基本理念：现代战争本质上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系对抗，主要表现为各相关国家综合国力、国防发展理念、军民融合程度、国防体制机制整合力之间的较量和对抗。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重要趋势。形成这种趋势必有其深刻动因，这个动因是什么，能否解读一下？

　　姜鲁鸣：这种趋势主要根源于国防技术基础的变化。近代以来，军事技术种类呈迅速扩张、膨胀之势。武器装备研制涉及的工业行业技术门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不过数十种，到海湾战争时期已达到了上千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类经历了以信息化、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这次革命标志着军民通用技术时代的到来。美国国防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2002年就提出，美国社会信息化程度已高于军队信息化程度，商业革命的发生先于军事革命，要利用商业革命的成果促进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目前，军民两用技术已经成为美欧发达国家军事技术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到10多万家，它们在新材料、电子、信息等许多领域，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均超过了军工企业，表明我国国防的技术基础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天，建立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军事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信息化支撑环境，其建设资源几乎覆盖了国家的各主要战略资源。可以说，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与人类自身寻求安全的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融为一体，单靠独立的国防经济部门已经难以支撑现代战争，必须紧紧依托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支撑的国家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化战争是典型的小打大备、小攻大防、小行动大保障。这种战争对战争准备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国防动员的作用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这就要求建立起以国家整体实力为支撑的大体系对抗能力。

　　记者：这可以被看作是促成国家间体系对抗趋势生成的共性因素，您能否进一步从我国面临的特殊安全环境中归纳出一些个性化原因呢？

　　姜鲁鸣：可以。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态势极为复杂，概括而言，至少有五种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现实安全与潜在安全相互交织，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军事安全威胁与其他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家战略利益拓展与维护国家安全相互交织。这种复合型国家安全，本质上是由中国加速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发的。在社会处在比较封闭的发展时期，安全属性相对单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矛盾因子在相对加速的发展进程中，在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国际交流中，被充分诱发和释放出来，形成各种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情形。这种复合型安全结构，将国家安全与发展压合成为体现国家根本利益的“一块整钢”，国家对外防御功能与对内应对危机管理功能趋向融合，国防亦愈加具有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战略特征。应对这种安全态势，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还要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特点和规律，这也使国防更加具有国家体系对抗的属性。

　　记者：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就是现代战争已实现远程精确打击，使国防经济布局和战时防护的意义相对下降，有人据此断言：人民战争已成为永远的历史。对这个涉及战争制胜观的问题，您怎么看？

　　姜鲁鸣：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确引起了作战样式、编制编成、资源保障、军事理论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但它并没有改变人与武器的基本关系，也没有改变战争的政治属性，人仍然是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而且，现代战争直接作战空间虽然有变小的趋势，但潜在作战空间又有向深海、极地、太空和信息网络空间不断拓展的趋势，使得平时与战时、前方与后方、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日趋模糊，也为人民群众在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大范围内实施备战和参战提供了新的舞台。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战争和军事活动更加具有军民兼容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

　　近年来的战争实践表明，信息化战争是现代化人民战争的最新载体，也为信息化、网络化的人民战争提供了一个全球化平台。即使在一些大的国际潜在冲突发生之际，一些国家的民众也在运用网络向对方的指挥系统实施病毒攻击，或发送大量的空数据包和电子邮件使其不能正常工作。今天，人民战争仍然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是充分体现我国人民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作战合理性、合法性、正义性的基本载体。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网络大国、第一手机大国和第一网民大国，网络力量已超数亿人次，其中不乏信息网络技术及相关专业人才。这些力量都是信息化人民战争的巨大潜在力量。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在实践中避免把国家大防务挤压成狭义的“军防”，真正提升现代国家防务能力呢？

　　姜鲁鸣：靠军民融合！在信息化战争时代，提升以国家整体实力为基础的体系对抗能力，是实现国防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核心和实质。适应这一根本要求，必须把军民融合作为国防实力建设和潜力建设的基础工程常抓不懈。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信息化战争时代，只有实现全方位、高层次的军民融合，以整个经济社会为依托，国防和军队建设才能获得技术最先进、成本最经济、来源最稳定和最有可持续性的物质力量，才能极大地提高国家体系对抗能力，才能为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统一和利益拓展提供强大的安全保障。

　　记者：在这方面，国家已经制定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规划，但怎样将其转化为实现富国强军统一的强大力量，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好的问题。怎样才能避免貌合神不合，真正做到军民融合？请谈谈您的看法。

　　姜鲁鸣：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本质上是打破军民界限，在整个国家利益平台上整合利益关系的过程。实行军民融合，对国防部门将意味着，有些军队岗位将由地方人员来担任，有些保障将交给地方承担，有些军工行业将失去垄断利益。而对于地方来说，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需要追加投入，可能还会增加工作量和风险。这样，推进融合式发展，就要与很多局部利益产生利益摩擦。因此，如何有效破解既定利益格局，促进有利于军民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充分发育是关键的关键。这就需要深入研究我国融合发展进程中政府、军队、企业等主要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在军民融合进程中，只有以相关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为基点设计制度，从全局利益与各局部利益的相对均衡点出发制定政策，才能将体现国家利益的军民融合真正转化为各局部利益能够接受和乐于推进的利益格局，形成上下联动的利益驱动促进融合。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共用一个兼容性的经济技术基础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进而极大地提升综合我国的国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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