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一直不希望被人指责为“军国主义复活”的日本，在许多国际场合，都要喋喋不休地强调自身在走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的邻国，特别是因为曾有过侵略中国的历史，日本更希望中国能肯定日本在战后所走的道路。几经交涉，终于在2008年5月形成的中日第四个历史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里出现了这样的字句：“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
但是，近年来，风向渐变。日本似乎对“和平发展”道路已生厌意，不仅四处插手世界各地与战火相连的“热点”问题，在本国也开始煽动民众的“国防意识”。2月6日，日本《读卖新闻》在第一版刊出自卫队前总参谋长西元彻也（日本称“统幕议长”）一篇文章，更是集中地反映出这种意识。
这位75岁的前军头开篇写道，“当今，日本内外都面临着严峻局势。国内，有经济低迷和政权更替后带来的政治混乱，同时还有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复兴问题。国外，金正日去世带来的朝鲜体制变化方向绝不能忽视，中国动向极不透明。另外，还有伊朗核问题。”由此可见，他把日本局势严峻的外部原因直接确定为朝鲜和中国等因素。
西元彻也指出，“面对中国和朝鲜，日本首先应该强化日美同盟，把日韩关系发展为‘准同盟’。此外，还应重视澳大利亚，发展两国同盟关系。为了共同享有在亚太的利益，日、美、韩、澳要团结起来。”他表示，这应该成为日本的国家理念。也就是说，西元彻也的军事布局，就是中国、朝鲜与日、美、韩、澳对立的格局。
在日本，高喊“危机”，是许多政治家喜欢干的事，西元彻也同样如此。在他看来，作为日本军事组织的领导人，其能力要分为“平时的能力”和“紧急时的能力”。所谓“平时的能力”，就是要能够形成一个凝聚人心、智慧、力量的团队；所谓“紧急时的能力”，就是必须具有“时间感”，有行动力。他特别引用法国前总统的名言，说“政治家是考虑语言的，军人是考虑行动的。”这番话语，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部“暴走”，抗衡内阁，走上对外侵略的那段黑暗历史。同时也可以说明，西元彻也身上传承着日本军国主义的DNA。
西元彻也还透露，1993年担任日本陆上自卫队参谋长期间，他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派到柬埔寨维和的日本自卫队持枪，以在道路上巡逻的名义，护卫选举监视员。按照日本当时的《PKO协力法》，到海外的日本自卫队除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难外，是不允许使用武器的。这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常常是战争的导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从自卫队退役16年的西元彻也，如今仍然在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任职，在教坛上承担着传授“指挥官方法”的教学任务。2010年到2011年还担任了日本防卫大臣辅佐官，散发着不肯褪去的“余热”。
2008年5月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第四项表示：“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但是，从日本前军头的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国家的军政不一以及日本政坛的言行不一。中日两国成为“好邻居，好伙伴”还需要相当的时日。（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