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9·11”时代是指以美国兵临喀布尔和巴格达为标志的“新十字军圣战”时代，那么随着美军从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逐步撤出，疾风暴雨式的“反恐战争”难以为继，“9·11”时代也许即将走入历史。“9·11”事件后，美国以战争手段反恐，贸然深入文化传统迥异的主权国家，用现代化的战争机器与基地组织开展一场“猫捉老鼠”游戏，从一开始就被证明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单纯使用硬杀伤手段，不仅难以根除恐怖主义，相反会越反越恐。美国反恐十年虽然取得一些战术性成果，但却严重透支了美国的战略资源，损害了美国的道德形象，耗费了美国的时间成本，美国如日中天的全球霸权地位由此而出现衰落的迹象。这条道路的确走不下去了。
如果说“9·11”时代，是指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为标志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全球扩散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还远未结束。十年来，尽管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受到打击与制约，随着基地组织头目本 拉登被击毙，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策划并实施恐怖活动的能力受到削弱，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际恐怖主义不会绝迹。对国际社会而言，特别是对西方世界而言，国际恐怖主义将是一个长期性威胁。
首先，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深刻根源。在全球化过程中，主导全球经济的资本主义充分表现出自私、贪婪、掠夺、野蛮的本性，财富的空前聚积与第三世界大量人口日益贫困，生存条件日益恶化形成鲜明对照。发展中国家经济与发达国家相差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被边缘化的穆斯林世界贫困化现象尤为尖锐。贫富分化，南北分裂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最持久、最令人忧虑的特征之一，是产生愤慲、绝望与仇恨的底土。只要这一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就始终存在着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其次，世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存在是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又一根源。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美国利益永远凌驾于别国利益之上，并不惜以损害别国利益为代价。美国动辄以武力实现其特殊利益，同时也一再播下动荡与仇恨的种子，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民族、宗教、文化等矛盾进一步激化。美国的强权主义政策引起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的强烈反弹，尤其是其中东政策激起阿拉伯国家强烈的反美与反犹情绪，并以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表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是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兄弟，共生共存。国际恐怖主义很难单独消亡。
再次，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正日益呈现分散化、网络化、本土化的趋势，并由此获得新的生存方式与新的生存条件。所谓“网络化”，一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网络化。某一个结点被破坏或某一个头目被消灭并不影响整个恐怖主义网络的运转。即使摧毁了“恐一代”，还会产生“恐二代”、“恐三代”。与传统的组织形式相比，恐怖主义网络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与再生能力。二是通信联络技术的网络化。现代网络技术的飞快发展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手段。所谓本土化，就是恐怖主义势力不再只是外来的、输入型的，而且同时存在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圣战思想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在其内部滋生的恐怖主义势力。这使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
最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短期内难以绝迹的重要原因。对于恐怖主义，美国一向采取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双重标准。反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反对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恐怖主义就不是恐怖主义，而是美国心目中的“民主斗士”。被美国视为恐怖主义大本营和死敌的塔利班恰恰是当年美国为了与前苏联对抗而一手扶植起来的。头号恐怖主义分子本 拉登及其“圣战者”也是当年美国从阿拉伯网罗并亲自培训出来的。美国这种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不仅助长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于建立完善的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机制构成巨大障碍，大大影响了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的有效性。
要走出“9·11”时代，无疑还有待国际社会长期的艰苦努力。(作者是中国军事战略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