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我第2次从伊拉克回来后，我有时间来思考我们在那场战争中，以及那些在阿富汗和我们更广阔的反恐战场上的共同经验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军队、政府和国家的。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大量致力于所有那些行动，为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断调整方法，但我认为现在是开始更广泛地了解我们在现代战争中的经验，将如何帮助塑造未来几年里我们国家的安全体系的时候了。本文强调了我从后9/11的世界中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以及我认为可以怎样把它们应用于更好地准备我们在未来可能遇到的全部挑战。
本文起初试图确定美军必须准备应付的一些挑战，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挑战中有许多都是与其他武装部队、各部门以及更广之与美国政府有联系的。因此我提出了不仅仅局限于军事的国家力量。今天国家安全环境的复杂性需要我们重新评估全美国政府的任务，包括全面行动的需要，维护我们最重要的军事原则，同时调整我们的组织和价值观的发展，以更好地满足未来的挑战。这篇文章绝不是为我们所有潜在的挑战提出答案，相反，它是一个加入对话的尝试。
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我们又将去向何方
迅速传播的技术，众多发展的跨国因素，日益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造成的后果，共同导致了国家安全挑战的显著复杂性……
——查尔斯 C 克鲁拉克将军，1999
随着冷战逐渐在记忆中消失，新的安全挑战在21世纪初期涌现，军事空想家提出未来战争的特征将是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其他人，更少的预言家把诸如低强度冲突，非战争行动以及国家建设视为对我们军队勇士文化的诅咒。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一再进行类似的行动，但我们往往会很快恢复我们的能力，回到对称排列战场上同步作战能力这一传统核心竞争力上来。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即使在经过非凡一轮军事转型的初步努力，在遭受9/11袭击后凭借良好的适合打败敌军、推翻敌人政权的军队加入反恐战争，却明显缺乏适合稳定和重建国家长期需要的深度。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发动战争依靠的军队和部门结构并没有为全面行动和反叛乱战争做好准备。
由于9/11事件以及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经历了现代的不对称战争，军队吸取了痛苦的教训，并强迫自身做出跨时代的改变。与此同时，我们政府和国内部门中的大多数却似乎处于对适应现代战争需求否认的状态。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把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学到的经验教训内部化、制度化，确保它们是被我们真正“学会”而不仅仅是“获取”，而且我们必须扩大包含政府在内的紧迫性的范围——这种紧迫性能够帮助我们为未来必然会遇到的，与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类似甚至更复杂的情况做好准备。
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一再地证明，无论在何种程度上准确预测未来战争的情形，或者与之类似，预测它将在哪里发生，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预测未来的决策更是危险。然而，有可能确定一些很可能形成未来冲突的趋势。这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进一步加大，欠发达地区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不承认国家边界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增加，在种族和宗教方面自我认同意识地显著增强，以及日益加剧的全球能源竞争。还包括全球即时传递信息技术的显著改进——从而为制造具有不可想像破坏力的武器提供了可能。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了未来冲突本质上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有些人可能会设法避免复杂事情需要做出的艰难选择，他们认为我们不适合在多层面的环境中使用国家力量。他们争辩说我们不能干预另一个伊拉克。但是这种观点非常像那些反对在一战后再次参加欧洲战争的人的观点：尽管诱人，却不切实际，会招致危机。在我们居住的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信赖不断增加的危险的世界里，美国无法想象它能够在另一个国家漫长的问题中全身而退。站在离未来不太远的立场来说，我们的国家利益需要我们加入到比今天所面对的情形更复杂的情况中去。
为满足未来国家安全挑战的需要，我们必须创造军事和国内部门进行全面行动的能力，我们必须接受有关国家建设的概念，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而是完全地接受它。由于资金的流失，政治上的短视，以及我们的军队天生厌恶在线性战争以外富有能力地展开行动，在出现的战争事实面前丢失改变的动力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在我们努力改善非线性作战的能力时，我们必须坚持我们有能力战胜常规军事威胁，并防止出现与我们竞争力相近的对手。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发现了战斗的差距却不努力达到相应的能力，有许多我们不能很好完成的潜在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