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2月8日文章 原题：美国和埃及：霸权的局限（作者欧洲大学学院外交史学家肯尼思·韦斯布罗德）
近日来，奥巴马政府对埃及戏剧性事态发展的反应让人们进行了种种对比。例如，最初的谨慎和笨拙，以及随后宣称“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让乐观主义者想起了1989年布什政府对东欧各国人民起义的反应，也让悲观主义者想起了卡特政府1979年对伊朗革命的反应。
然而，奥巴马政府模棱两可的态度还让人想起了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我们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于权力等级制度，往往看不到，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实际关系是如何复杂，尤其是保护国与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
奥巴马派遣外交宫弗兰克·威斯纳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传达口信，恰如1986年“人民力量”运动达到高潮时， 罗纳德·里根总统向已经执政20年而将被推翻的菲律宾领导人费迪南德·马科斯所传递的支持信息——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是的，你一直是我们最忠实的盟友之一，但你的时代已经结束。
要么是穆巴拉克没有收到讯息，要么是威斯纳传达了一个有所不同的讯息。这位外交宫在开罗等了一两天，然后回国了，而穆巴拉克则继续拒绝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他辞职的呼声。
从这一方面看，美国在其埃及盟友显示出崩溃迹象时面临的困境，与伊朗及其在黎巴嫩和该地区其它地方的附属者以及美国与以色列等其它重要盟友之间的关系类似。每当保护国试图施加影响力，被保护国就会意识到自己的相对力量。大国发号施令、小国唯命是从的情况很少见。换句话说，在小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是严格意义上的代理人。
这就提出了以下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强迫一个是美国的第二大直接援助接受国、在很多方面直接依赖于美国的国家的领导人做美国想让他做的事情，那么，美国还能强迫谁？就美国的力量而言，这又反映了什么问题？已从超级大国(superpower)变为超强大国(hyperpower)的美国还是不能摆脱20世纪60年代的老一套，还是像《格列佛游记》中的格列佛一样奈何不了小人国中的小人？
当然，真实的世界更为复杂。美国与其它大国一样，需要盟友和朋友的支持，就像美国被需要一样。否则，华盛顿不可能提供数量如此之巨的军事和其它援助。换句话说，在保护国与被保护国之间，存在强烈的彼此依赖关系。保护国的力量来自强迫和威慑，但在同样程度上，也来自说服。往往是这样的：这就是政治学家们所谓的霸权——格奥尔格·施瓦岑贝格尔将其定义为“行为良好的帝国主义”。大国对敌人可能是残酷无情的，但对朋友是宽容的。当朋友——甚至被保护国——犹豫退缩时，反应往往是失望而不是愤怒或企图报复。
起初是一个希腊概念的霸权往往是这样行事的：古雅典开始时是一个自愿联盟的强大领袖，但是当它用武力镇压联盟内部的背叛行为后，霸权终结，帝国开始。
如今，一些大国与霸权类似，另一些大国更像帝国。但在一定程度上，或深或浅，所有大国对小国的反应都受到了情势而不仅仅是意愿的驱使。例如，当法国前总统戴高乐1966年让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时，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并未率领各国武装推翻法国政府。事实上，他除了祝法国一路平安外，几乎什么都没做。在这一方面，影响力和实力的程度意义重大：法国从未退出北大西洋联盟本身，只是退出了军事一体化机构。如果它加入苏维埃集团，或者宣布真正中立，约翰逊可能会有不同反应。
法国这一例子在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比较。世界秩序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盟友间的相互容忍？埃及本国人民对穆巴拉克的众多怨言之一就是，他太忠实于他的美国支持者，损害了埃及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独立——而不仅仅是互相依赖—— 在维持秩序方面能够发挥一定作用。这样做能够维持霸权的自愿性质，让盟友感到它们不仅仅是帝国的地方长官。
最重要的是，得到容忍的独立能让小国不致成为混乱之源、从而破坏整个体系。在理论上讲，这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但在现实中，情况要混乱得多。最终而言，一个基于谈判和说服——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独立——的全球霸权要更为健康，更能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