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应新加坡海军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襄樊”号导弹护卫舰驶抵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准备参加本月15日至20日由新加坡主办的“2007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以及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举行的“第二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多边海上演习”。 （资料图片）
《环球时报》刊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的文章指出，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的阶段。文章认为，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介入，是一种为实现其海上“权力” 的海洋霸权行为。全文摘要如下：
海权观念淡漠是近代中国吃亏的重要原因
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消化、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海权观念淡漠是近代中国在与世界交往中吃亏的重要原因。中国地形的特点是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东部整个被大海包围着。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困难，因此大海也成了古代中国天然的保护屏障。
凡是受刺激的物体必然会生长出一种反制功能。古代中国一个比较发达的兵种就是骑兵，这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南犯有关。由于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的海上作战力量没有发展起来。见了西洋蒸汽船我们不知道怎么打，还用跟北方游牧民族打的方法——修长城。可是修城墙的速度能快过船速吗？深挖洞，广积粮的那种打法是不适合于海上的，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观念，这是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打了败仗，这不仅对我们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亚洲，特别是日本的刺激都较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真
正意识到海权对中国的意义，而日本却迅速意识到这场新军事革命对日本未来的意义，结果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又被日本打败。后来我们虽然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战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在海上侵犯了美国。自从日本丧失了太平洋的制海权，日本也注定走向失败。
其实不仅是日本，纵观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也往往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自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导世界经济潮流之后，海权就成了工业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助推器和国家发展战略极重要的部分。海洋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最廉价的运输载体。比如，从欧洲陆上运货到中国要穿经多个国界，而海上航行则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它是畅通无阻的。从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与陆地防务相比，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在陆上取得每个军事胜利都要部署大量守备兵力以巩固成果，海上同等数量的部队，比陆地使用起来会更加高效。海军可以在一国沿海自由运动并拥有广阔的打击面，而陆军则不能，陆军只有靠增加数量来扩大防卫面。这正如鸦片战争中，中方防备英国的陆军远比英国进攻中国的海军多得多，英方能够及时调动，并在必要处随时随地集中使用，而中国陆军则要处处修炮台、修兵营、增加驻防。
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杠杆
从军事史来说，制海权曾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扛杆之一。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上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杠杆。制空权、制太空权（外层空间）的军事技术革命虽然重要，但其性质还是服务于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美国在20世纪末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就是很好的说明。南斯拉夫军人曾这样设想：等敌人进来，他们一拨一拨地退，然后再打巷战，再打人民战争，一直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的安全是“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过去在自然经济下，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是合一的，那时候危险的概念是敌人入侵，把敌人入侵定为安全与否的标尺。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并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这种安全观在美国身上得到了很明显的体现，在美国眼中，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这种全新的安全哲学也给中国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安全哲学不应只是生存的而应是发展的哲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不应是自守家门而应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学说。在一些国家忙于扩大“安全边界”的背景下，中国如果一味专注于狭义的、陆地上的“边界安全”，注定要在世界竞争中吃亏。
现代中国必须走向海洋
中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捍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的阶段。比如中国统一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台湾岛，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的实践。而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军活动及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插手活动，则是一种霸权意义上的海权，即 “海上权力”的实践。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的海上力量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而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介入，则是一种为实现其海上“权力” 的海洋霸权行为。
当今中国面临的海洋形势不容乐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霸权国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为了堵截中国力量，特别是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太平洋扩展，美国启动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澳大利亚一线的同盟关系，提升日本的军事作用。另一方面，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有人估计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50％到70％之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有6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的同时增大都要求中国进一步关注自己的海洋权利，并重新审视自己的海洋权。
随着近年来中国航天航空事业的大步前进，目前的中国已是飞龙在天，但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中国还需要在西太平洋区域潜龙在渊，非此中国则不能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