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忧心岛内教育"史观"：如果连"我是谁"都困惑

　　“行政院长”林全稍早在“立法院”答复慰安妇问题时说，“有些慰安妇是自愿，有些是被迫”，台湾《联合报》7日针对台湾教育“史观”议题发表社论指出，林全的回答，就完全反映了“只有多元、没有深度”的民粹弊病。“自愿说”到底所为何来？如此是非不分，反映的是什么史观？如果每8年政党轮替，教科书就要来一次史观的大翻盘，如果台湾人连“我是谁”都充满困惑，又如何教育下一代客观分析、反省批判乃至创新发明的能力？

　　社论摘编如下：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但是，回顾近年台湾的教育政策和改革，除了“松绑”二字，不见注入新的时代或文化价值；就连争议激烈的课纲，似乎也只剩各说各话的“史观”分歧，别无其他。如果每8年政党轮替，教科书就要来一次史观的大翻盘，如果台湾人连“我是谁”都充满困惑，又如何教育下一代客观分析、反省批判乃至创新发明的能力？

　　这次的课纲争议，主要是马当局时对课纲“微调”所引发；其中，又以历史课纲中关于日本统治时期的定位为主要焦点，这当然又与蓝绿政党各自的“统独”立场有关。问题是，就课纲而言，我们要如何撰写及面对历史呢？是要隐藏自己的失败、夸大自己的成功呢？还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对历史移花接木进行美化或丑化呢？除了尊重多元的历史记忆，还有什么其他可贵的价值呢？

　　事实上，课纲审议的重点，不应只是多元史观的平行呈现，也不只是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更要检视论述逻辑是否严谨，是否与现实社会的观察圆融契合，是否前后没有矛盾扞格。如此，才不至于写出一套颠倒是非、破绽百出的课纲，把孩子弄得一头雾水，又达不到教育的功能。

　　现代社会永远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教育不是要把这些庞杂的见解灌输给孩子，而是要训练他们有自行梳理、分析的能力。台湾社会之民粹，就在于政治人物几乎没有能力在思辨深度上说服别人，最后只好沦为“轮流向不同群体道歉”的形式。

　　“行政院长”林全稍早在“立法院”答复慰安妇问题时说，“有些慰安妇是自愿，有些是被迫”，这样的回答，就完全反映了“只有多元、没有深度”的民粹弊病。表面上看，“有人自愿、有人非自愿”当然是可能并存的两种不同历史记忆，也是两种平行的多元史观；但稍一深思，便知不是如此。

　　借高利贷的人几乎都是“自愿”去借钱的，而“民法”205条之所以禁止自愿借款的高利贷，就是因为当事人自己所谓的“自愿”，背后往往背负着许多违反基本人权的无奈。所谓“自愿”，应当是指人在拥有充分自由的情境下，说出“我愿意”三个字；但是，借高利贷的人往往却是处于极大的经济压迫下，所以不能接受“借高利贷是自愿”的观点。

　　同样的道理，在殖民统治的情况下，被殖民者的人权是受到压迫的，他们并未被赋予“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也因此，即使当他们声称“我愿意”时，代表的恐怕是一种心痛的无奈，或者根本未曾意识到自己有拒绝权利。尤其是在日本的高压统治下，被殖民的台湾底层妇女，要说她们有多少自由意志可以抗拒日本军方的强征，恐怕值得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强称慰安妇有多少人属于“自愿”，有什么人道史观的根据？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可以用新的观点来检视并反省历史。但日本的殖民统治或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都不会因此而减少其错误之责任。在人权价值面前，也不会因为有人说慰安妇是“自愿”，让日本的侵略与强征作为合法化；那么，林全的“自愿说”到底所为何来？如此是非不分，反映的又是什么史观？

　　学生要审查课纲固不可思议，但政治人物自甘浅薄，贻误教育，实更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