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 中产阶层应发挥理性之光

　　香港能否在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一两个月内就将见分晓。这件事关系到全香港每一个人，尤其与中产阶层利益攸关。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普选实现，占人口50%以上的中产阶层就成了500万选民中的最大族群。香港中产人数虽多，但向来在政治上相对沉默。为香港、为自己，中产阶层的意志都应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决策中。

　　一个明理务实的群体

　　香港中产阶层人数虽无法精确统计，但无疑是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他们是聪明、努力的人，大多很务实，政治上少有情绪化的表达。在香港的政制发展上，中产希望未来之路清晰可预见，这才与他们的人生经验、思维方式相吻合。

　　理性、平和、专业，不容易被街头运动所煽动，表明中产能够建设性地看待事件、分析形势，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举个例子，去年发生的“占中”非法集会，重创香港经济民生，破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被香港广大市民特别是中产阶层形容为“天怒人怨”。务实理性的香港民众懂得，法治和秩序的价值绝不可破坏，不能为感性和冲动的理由去做傻事。

　　中产阶层有不少是精通学理的专业人士，但因各种原因，尤其在反对派长期的误导下，对政改抱有一些误解。在这里，有必要把道理摊在阳光下，还政改一个真相。

　　关于政改的理性思考

　　中产比较认同的法则是法治，而法治是香港社会的基石。所以政制发展必须依法，这一点想必不存争议。而刻下热议的政改方案，是合宪合法、合情合理的，符合中产尊崇的民主原则，通过以后，对香港未来发展有很大好处；如果不通过，对香港是大损失。

　　反对派所挑起的最大争议，就是“公民提名”与“提名委员会”之争。关于这一点，其实连讨论余地都不存在，因为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明文规定，2017年香港普选特首候选人应由“提名委员会”产生，反对派的主张根本是违法的。香港普选的权利来自基本法，如果连基本法都不顾了，还谈什么普选呢？

　　即使不谈法律，“提名委员会”在制度设计上也远比“公民提名”更符合香港民主发展的实际。对民主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一步登天的“极端民主”非常危险，许多所谓的新兴民主国家已经用血的代价证明了这一点。反对派所说的“公民提名”，世界上确有那么几个国家在选领导人时会用到类似方法，它们是：几内亚比绍、马里、加纳……但这些国家都以混乱贫穷著称。反观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无一采用“公民提名”。民主的发展要循序渐进，不是越冒进越好，政改方案必须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行稳致远。

　　“提名委员会”是香港人自己的智慧所创造，其前身是选出回归后4届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它们的构成方式、人数、代表性几乎都是一样的。“选举委员会”已被证明是稳妥可靠的机制，现在它变身成为一个提名机构，推出两到3位特首候选人，供全港500万选民一人一票做选择，这是民主的一大历史性进步，擅长做加法的中产人士应该心知肚明。

　　摆在眼前的政改方案，是稳妥可靠的选择，是凝聚智慧的优秀设计，绝非无奈之选。反对派编造的“袋一世”，是彻头彻尾的谎话。选举方法未来不会一成不变，但前提是此次政改能够顺利实施。

　　万一政改方案被反对派否决，会有怎样的后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若政改方案未能通过，2017年特首选举将沿用上一届选举办法。至于政改何日能重启，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有规定。也就是说，这次若错过，不知何日君再来啊。香港有人担心“过了苏州还不知道有没有船”，也不是没有道理。

　　香港需要中产精神回归

　　要走顺政改之路，香港未来要发展好，还需正确理解“一国两制”。中央为什么要管香港政改？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无权自行决定政治体制，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通过基本法加以规定，香港政制的变革，决定权同样在中央手里。这是基本法所规定的，是香港在中国政制体制下的法律地位所决定的。

　　有些香港人对特首要“爱国爱港”表示不理解。其实，所有国家都要求公务员爱国，这是不言自明的政治伦理，入美国国籍还要宣誓呢。中央之所以要挑明讲，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出现了跟中央对抗的政治人物谋求“出闸”的状况，试问哪一个国家会允许？

　　智者明势。普选是大势所趋。中产人士应该清晰看到中央作出决定的正当性，是在依据法律行事，这符合当前全国大力推动依法治国的大势。想要撇开基本法，推倒“8·31决定”是不可能的。

　　香港特首既要对香港市民负责，也要对中央负责。“提名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选出最能代表香港整体利益、同时受到中央信任的人选。试想，如果真的选出一个跟中央对抗的人，对香港的发展又有什么好处？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央当然希望香港能够繁荣稳定。香港中产的最大意愿是安居乐业，同时又是“非常在意长远发展”。过去中产在香港经济发展中得益较大，也支持签署CEPA等举措，但香港现况并非十全十美，如果任由一些政治势力把香港搞乱，恐怕中产会首当其冲吧。

　　事实上香港的经济和政治，这些年受到反对派极大的掣肘，重大政策举步维艰，虽坐拥“背靠祖国”的优势，发展却不如拥有强政府的新加坡。要改变这一状况，有待中产“上位”，充分发挥理性，让香港特首获得更深厚的民意授权。香港中产阶层素以务实、理性、辛勤打拼的精神闻名，香港需要这样的精神回归，来结束喧嚣已久的争拗内耗，集中精力进一步改善经济。这次政改对香港和香港中产阶层而言，都是不可错失的好机会。（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