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以同理心审视“习马会”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峰会，这是继APEC领导人峰会2001年上海举办后时隔13年重回中国，届时APEC组织现有的21个成员的领导人将出席这次盛会。与以往不同，此次APEC峰会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作为东道主举办此会的重要性，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各方十分关切本次峰会能否实现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的历史性会晤。

　　一、APEC“习马会”不宜，大陆信号早就非常明确

　　“习马会”议题近年来逐步升温。自2013年7月以来，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一改两岸领导人会面“时机不成熟，没有迫切性”的态度，不断释放不排除“马习会”的信号，12月马接受《亚洲周刊》专访首度公开表达希望参加北京APEC会议以实现“习马会”的意愿，台陆委会也对外表示，这是解决两岸领导人会面身份、场合、地点等难题的最佳方案，“陆方可解读这是内部事务”，“目前没有其他方案”。此后，海内外围绕此话题的设想、建议、评论连篇累牍，各种声音不绝于耳。据台媒报道，8月26日，大陆已将APEC邀请函致送台湾当局，马英九28日在与媒体茶叙中就此表示，“马习会要有一定的条件，有机会我们不放弃，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我们也不强求”。自此，不少媒体舆论才逐渐冷静下来，将之解读为马英九出席北京APEC领袖会议的机会不大，实际上“习马会”难以成局。尽管如此，近日来仍有一些台方专家学者还在不断阐述北京APEC“习马会”的好处，令人不解。

　　其实，以笔者的观察，大陆方面对于北京APEC“习马会”议题的态度一直是清晰的，释放的信号也是明确的。2013年8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此回答记者提问时就表示：“我们主张，按照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来处理有关问题”。今年2月，国台办张志军主任在接待连战一行回答记者有关“习马会”提问时也明确表示，“两岸之间的事，最好还是找两岸的地方商谈，不需借由国际会议场合”；“两岸领导人见面，两岸民众都想看到，但现在是地点的问题。”3月，张主任在接受境内外记者采访时又进一步强调，“对于两岸领导人的会面，大陆方面始终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既然是两岸之间的事情，谈的也是两岸关系的事请，就应该由两岸自己来找一个地方，没有必要借助一些国际会议场合。”在两岸大合作、大交流的今天，相信台湾当局能够通过多种管道完全接收到大陆方面的准确信息。

　　既然如此，为什么两岸对能否在北京APEC实现“习马会”的认知有如此大的落差，是误读误判还是台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无论如何，确实有必要通过剖析这个案例来揭示当下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两岸关系面临的症结与困境所在，笔者观察的结论是，两岸领导人会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意义重大，是两岸共同努力的方向。“习马会”不可能在APEC国际场合举行，能不能在马英九余下的一年多任期中举行、以什么名义会面、在什么地点举行，关键要看两岸政治互信的程度和两岸关系发展的水平，绝非一方一厢情愿可以实现。

　　二、以同理心审视两岸对APEC“习马会”的考虑

　　笔者在此借用同理心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北京APEC并非“习马会”良机的原因，以求找到早日促成两岸领导人会晤的良策。之所以借用“同理心”的概念和工具，是因为这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思维模式，在两岸关系迈入“深水区”遇到越来越多疑难杂症和挑战时，可以起到润滑剂和缓解阀的作用，有助于两岸双方对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及性质趋向有更全面、更客观、更彻底的把握，进而达到有效沟通、寻求共识的目的。同理心作为一个比较抽象的心理学概念，上个世纪20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铁钦纳首度使用，是指进入并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并将这种了解传达给他人的一种技术与能力，通俗的说法就是“换位思考”，是一种站在别人角度看世界的认知能力。作为一种心理体验过程，同理心的思维模式是达成理解不可缺少的心理机制，它客观上要求我们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意识观念、情感体验、思维方式等与对方联系起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验和思考问题，为增进理解奠定基础。

　　就“习马会”而言，两岸都应以同理心的思维予以反思，我们不仅要从台湾的视角思考，也要从大陆的角度审视，如此换位思考才能对症下药，增进彼此的了解和理解。

　　站在台方的立场角度，不少舆论和专家学者认为，此次“习马会”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会面所遇到的身份、场合等难题较易处理；因为大陆是APEC的主办方，APEC的主体是经济体、不是国家，APEC峰会是经济体领袖会议，且“习马会”的地点在北京，诠释权也由大陆掌握；认为马英九在余下任期内已有追求个人历史定位的考虑，对“习马会”有很强的意愿，这可能是马本人最好的但也是最后的机会；还有论者认为，若能在北京APEC实现“习马会”也有助于国民党拉抬年底“九合一”选情甚至2016年“大选”的气势，等等。对台方而言，将心比心，这些想法应予理解和包容；特别是对那些期望尽早实现“习马会”以巩固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海内外华人华侨来说，其拳拳之心更令人感佩。

　　但应该指出的是，同理心思维所强调的是，善于从对方的角度和处境思考对方的观念，体会对方的情感，理解对方的处事，并不是迁就对方，丧失自我，同理心不是简单地认同而是更好地理解。对竞争的双方而言，同理心并非只来自于一方，必须是双方都有同理心才能发挥同理心本身所具有的沟通效果。以此标准，若设身处地从大陆的视角考虑就会发现，以目前的两岸政治互信水平、台方对“习马会”的基本考虑和岛内复杂的政治环境，在本次北京APEC峰会上实现“习马会”的条件并不成熟。这是因为，虽然大陆方面一直主张并积极推动两岸领导人会晤，但绝不是为会面而会面，双方不能仅仅握握手、喝喝茶，追求表面上的政治轰动效应，而是期待两岸领导人的会晤能够在实质上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且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效益上都不应对两岸和平统一造成伤害。因此，两岸领导人会面必然要涉及到身份、场合、议题和成果等诸多复杂难题，特别是身份和场合问题敏感而复杂，这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需要双方不断增进互信，通过艰苦的磨合才能达成共识，所谓“水到渠成、顺其自然”。

　　站在大陆的立场，此前台方参加APEC会议一直是按照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和惯例进行的，即台方只有经济事务部门的主管或者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代表才能参加。本次APEC峰会的地点虽在北京，但是APEC是亚太地区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经合组织，APEC峰会自然属于举世瞩目的国际场合，在这样的国际盛会中两岸领导人会面很可能会给外界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印象，从而释放出一种错误的信号，反而不利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在马英九政治处境艰困、民进党牵制加强、岛内民众对“习马会”意见分歧的大背景下，马当局难以在推进两岸关系上迈出实质步伐。岛内不少舆论就认为，“台湾在马习会上不容易拿出大菜”。因此，台方换位思考，站在大陆的角度看，面对APEC“习马会”这种打破惯例、易造成“两个中国”负面影响的安排，面对此举对两岸关系发展造成的隐患以及岛内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大陆自然不可能认同台方所期待的“习马会”。此外，还应看到，大陆在时隔13年后才有机会举办这一难得的国际盛会，此次领导人峰会将就如何进一步发挥APEC作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寻求新的增长点和加强互联互通建设等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将引领亚太未来合作方向，意义重大。各方对本次峰会抱有很高期待，作为镁光灯齐聚的东道主，这也是全面展示大陆形象、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届时大陆将举行一系列的双边和多边活动。大陆对本次APEC峰会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并不希望其他事情冲淡会议的主题。

　　三、共同为两岸领导人会晤创造积极条件

　　从同理心的角度出发，两岸都应充分了解、理解和体谅对方的想法与考虑，岛内学者在探讨两岸关系时常常喜欢引用同理心的概念，提醒大陆学者要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其实，同理心的思维模式并不是单向的、单方面的，而是双向的，不能只要求别人要有同理心而自己不需要同理心。所以，笔者这里也提醒岛内的学者朋友们，也应用同理心的思维、站在大陆的角度去理解北京对APEC“习马会”议题的思考。如果台方的目的是借此寻求更多国际参与、扩大所谓国际空间，则应该努力增进两岸政治互信，通过政治协商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自然就不需要借助国际场合。如此就能明白此次APEC“习马会”不会成局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同理心的思维模式是拉近两岸之间的距离和疏离感的有效方式，大陆方面一直十分重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倾听台湾台胞的意见和建议，本着同理心去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就表示，“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包括特殊的历史悲情心结，有着强烈的当家作主‘出头天’的意识，珍视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希望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对历史留给台湾同胞的伤痛，我们感同身受”。但另一方面，同理心理论也告诉我们，别指望着你的对手如果有多一点同理心就会转而支持你。在竞争性的决策互动中，理解对手的利益和动机比跟对手在情感上进行联系更加有效，在现实政治中同理心总是让步于理性选择。同理心是理解对方的有效方式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就两岸领导人会晤而言，一旦实现，它本身既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成果和标志，也是两岸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的新起点，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将是一个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和指标意义的事件，两岸双方都应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开渠引水直至水到渠成。大陆方面对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顺势而为，稳中求进。对两岸领导人的会面也一直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认为这是两岸之间的事情，没有必要借助一些国际场合；对于一些必须要处理的难题，也主张单纯化而不是复杂化，在“一中框架”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智慧总能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可行办法。 （作者：朱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