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华澳报》12月3日刊载署名富权的文章分析游锡堃的两岸政策。文章指出,游锡堃在民进党内是一个颇为矛盾的人物,这一点在他主张的两岸政策上有充分体现,近日这种矛盾性再次显现。一方面强调“台独”,一方面又说要与大陆交流。文章直言:他所说的“两岸交流接触”,只不过是建基于“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之下的接触与交流,而非“宪法共识”或“九二共识”之下的接触与交流。
全文摘编如下:
游锡堃在民进党内是一个颇为矛盾的人物。他在出任“行政院长”时,曾积极支持蔡英文推动的“小三通”,及修订“两岸关系条例”,推倒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改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但当在出任民进党主席后,不但是全力主导“独”性比“台湾前途决议文”还要强得多的“正常国家决议文”,而且还把主张两岸交流的以“新潮流系”为主的民进党内精英打成“十一寇”,以实施“排蓝民调”来将他们排除在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名单之外。而在苏贞昌筹组“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过程中,也是坚持“正常国家论”,强烈反对民共交流,并断然拒绝苏贞昌关于出任“中国事务委员会”成员的邀请。
游锡堃的这种矛盾本性,昨日再次显现。他率领“游系”人马林佳龙、陈亭妃、林聪贤等前往马尼拉出席菲律宾台湾同乡会活动,在会场接受记者访问时,一边说是“民进党应加强与中国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触,增进大家都了解”,并声称民进党的两岸政策非常清楚,1999年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即提到要跟大陆全方位对话,一边却又说是在接触时必须维护台湾利益,并呼吁旅菲乡亲反对“一中”,支持台湾成为“正常国家”,并发挥影响力争取菲律宾政府加强与台湾合作。
游锡堃的这番话,存在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其一、一方面他声称民进党两岸政策,已在“台湾前途决议文”中明确展示;另一方面,他却又强调“正常国家论”;究竟哪一个才是他所主张的?这是因为,按照台湾地区“后法优于前法”的法理原则,“台湾前途决议文”已被后来由他提出并主导的的“正常国家决议文”(尽管后来被陈水扁“折中调和”)所“冻结”,就像民进党人常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冻结”了“台独党纲”那样。
其二、游锡堃一方面呼吁旅菲乡亲反对“一中”,支持台湾成为“正常国家”;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民进党应加强与中国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触,增进大家都了解”;游锡堃既然是坚持“反对一中”,又如何能进行两岸交流接触?
其实,游锡堃的“主张两岸交流接触”是假,仍然念念不忘“正常国家论”为真。只不过是他近来强烈反对民进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态度,受到党内外的猛烈批评,而不得不作出一些“修正”表示而已,但仍坚持是要在“一边一国”的基调下进行;尤其是在华侨华人大多拥护“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菲律宾,即使是面对“台侨”,也不敢过于放肆。
就从游锡堃不愿参加“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态度来看,虽然他的借口表面上与谢长廷一样,都是自己身为民进党的“中常委”,“中国事务委员会”的决议都得送到“中常会”讨论,如果对决议有意见或是政策建议,还是可在“中常会”提出,因而让主席有更多空间邀请优秀人才参与,但实质上的原因却是与谢长廷并不一样。谢长廷是有心要将“中国事务委员会”打造成为民共交流的平台,以推动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争取吸收更多的中间选票,以促成民进党的再次上台“执政”。但苏贞昌却将“中国事务委员会”操弄成“清谈神仙会”的幕僚机构,并背弃诺言,不让他出任“主委”,令他深感受挫受辱,而且不愿被困缚在“中国事务委员会”,要走自己的路。而游锡堃则不然,他是强烈反对“民共交流”的,也反对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虽然他不反对民进党员到对岸进行接触交流,但必须是在坚持“一边一国论”的基线之下。因此,“中国事务委员会”虽然是已被苏贞昌操弄成幕僚机构,但既然是仍然不排除将会讨论民共交流的议题,他就仍然不愿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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