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地院本周一审理力霸及力华票券等案，合议庭大规模传唤十多位“金管会”高层官员，其中包括“金管会”副主委张秀莲、前“银行局长”曾国烈、两位现任“银行局”副局长及几位组长、科长等出庭作证。审判长李英豪痛斥金融官员，无视台湾“央行”金检报告，力华票对关系企业大举违规授信事证已十分明确，但主管机关未积极处理，玩忽职守，反准其分年改善，使力霸王家在掏空力华票之后，有机会进一步掏空亚太固网及中华银行。承审法官甚至认为，金融监理官们可能涉及渎职、图利等罪嫌。
对于前述严厉指控，“金管会”副主委张秀莲指出，主要是当时经济严重衰退，厂商经营困难，金融机构逾放比升高，台当局担忧发生骨牌效应、系统性金融风暴，才未果断处理。台当局虽图“亡羊补牢”，修正票券金融法规，对关系企业授信作更明确、严格规范，但斟酌当时情况不得不给予力华票改正的缓冲期。“行政院”目前十分关切本案对“金管会”的冲击，“政院”高层认为对“金管会”等独立机关的监理官，应有免责条款，否则“金管会”将士气溃散，无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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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台湾《工商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本案的承审法官，说出社会大多数人的心声，即“金融监理威信不彰，行动迟缓，金融弊案窟窿也越拖越大”。我们过去发表很多社论，要求金融监理当局拿出决断与魄力。但主事者总以法规不全、恐引发骨牌危机为由，指“事缓则圆”。但事缓则圆的另一解释是，处理金融弊案若“一缓再缓”，全国民众要付的“银圆”会暴增。我们支持法官追究责任的看法。而如果真要追究法律与政治责任，则“财政部”、“金管会”乃至“行政院”高层，都有无可推卸责任。
文章指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台湾金融监理在“财政部”主管的时代，就十分欠缺够分量、有魄力、专业资格符合要求的金融监理官，而出现左支右绌的窘态。到了“金管会”成立后，大多数金融监理官还是老面孔，基本想法未变，提出的监理措施也“新瓶装旧酒”。近年“金管会”高层虽曾数度改组，但新加入者有部分专业不足、操守不佳，后果每况愈下。金融业受人托付管理钱财，须讲求诚信，形象正派；金融监理官更必须严格有威信，才能建立国人对金融业的信心。但台湾谈金融改革已有几十年，现今却呈“金融监理崩盘”局面，何以致之？我们认为政治不上轨道、金融制度不良，及当局未培养优秀监理人才，是三大主因。
以力华票券弊案而言，在台湾并非首例，当局处理这类弊案的方式也颇类似。在90年代后期，受亚洲金融风暴及本土金融风暴的影响，先后有宏福票券、台湾“中央票券及力华票券”，因对关系人集中授信且出现巨额呆帐，发生亏损、净值为负、周转失灵。后来宏福票由“国票”接手经营，改名台湾票券；“中央票”由华南金接手改名华南票，而力华票则正由“金管会”洽债权人，据报导将由合库接手。在宏福票弊案发生后，司法机关也曾传讯金融官员，最高层级达“财政部长”，理由是玩忽职守，造成巨大损失。但司法单位最后接受“紧急情况下的行政裁量权”说法，财政部门官员们得以免责。而力华票与宏福票案例颇类似。
基本上票券公司并非适合时代需求的金融机构。在美国即无票券公司，票券业务悉由商业银行包办，未闻有反对声浪。且票债券附买回交易为票券公司主要资金来源，却可随时提前解约，形同挤兑。但票券公司并不受中央存款保险公司的保障，因此出问题时处理起来非常棘手。2001年台当局成立金融重建基金（ＲＴＣ），着眼点是补强存保制度，但问题票券公司仍非ＲＴＣ处理对象。因而2001年台当局处理问题票券公司，确实有投鼠忌器疑虑。
文章进一步说，政务官与事务官的责任亦须厘清。基于政策性考虑，对重大政策采行政裁量，应尽量由政务官为之，由政务官负政策成败责任。事务官则遵循法令要求及政务官政策性指示，依法行政。力华票券案历经五任“财长”及三位“金管会”主委，检调欲厘清金融监理不彰责任，不宜只针对事务官，而不探求政务官责任。就我们所知，这类重大金融案件处理决策，不太可能在事务官阶段拍板定案。我们也须指出，80年代发生“十信弊案”，当时系由“监察院”进行调查，提出项目报告，厘清相关官员责任，分别给予纠正、惩处，颇能澄清社会疑虑。但现今“监院”停摆，若由司法机关审理，未能全盘观照，也有待商榷。
编辑：子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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