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马关条约》签订110周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60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回顾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抗日斗争,是十分有意义的。
甲午战败、马关割台的消息,令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群情激愤,人民群众在悲愤的气氛中逐渐觉醒。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立即成立兴中会,探索以革命方式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的道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在北京掀起“公车上书”,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希图走上从体制内改造清政府的道路。马关割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
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祖国宝岛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与祖国分离达50年之久。从台湾被日本侵占的那一天起,英勇不屈的台湾人民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台湾人民始终没有放弃过争取民族独立和回归祖国怀抱的信念。台湾人民这种信念和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在日本任命的殖民总督桦山资纪率领日军占领台北的时候,台湾军民表示“誓不臣倭”,决心救亡图存,大规模地展开了武装抗日保台的斗争。以台南总兵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等部清军,与徐骧、姜绍祖、吴彭年、吴汤兴、胡嘉猷、江国辉、苏力、黄娘盛等各支义军配合作战,坚持武装抵抗。从6月到9月,清军和义军在新竹、大甲溪、大肚溪、彰化、彰南、云林等地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杀,黑旗军和义军还曾一度进行反攻,收复云林、苗栗一带。
台湾军民的抵抗使日军陷入泥潭,日本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9月16日,日军成立“南进司令部”,调集4万大军,海陆并进,倾巢南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直扑嘉义。清军王德标率部与徐骧、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联合抗敌。王德标与徐骧派人在城外暗埋地雷,待敌来犯时佯装败退,诱敌深入,炸死日军700多人。日军仓皇撤退,中途又遭伏击,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受重伤(不久因伤死于台南,是日军侵略中国过程中被击毙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在曾文溪,徐骧、王德标、简精华等义军奋勇杀敌,战斗异常惨烈。徐骧身负重伤,仍跃起高呼:“大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壮烈牺牲。
10月21日,日军攻陷台南。至此,台湾人民抗击日本占领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告一段落。从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前仆后继,奋勇杀敌,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台篇章。日本侵略者前后出动7万大军和常备舰队的大部分舰只,付出了包括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在内的4800名官兵死亡和2.7万人负伤的惨重代价。其伤亡人数比此前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多出将近一倍。桦山资纪惊叹说:“本地的士兵有不畏死之气概,不能轻视之。”
桦山资纪宣布台湾全岛完全平定。然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并没有停息。从1896年元旦起,他们再次揭竿而起,连续进行了7年的武装抗日游击战,形成以北部简大狮、中部柯铁和南部林少猫为主的多支抗日义军。日军采用武力“讨伐”和“招抚”政策,诱降、骗杀反日武装民众,终将义军各个击破。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维持对台湾人民的高压统治,在全岛建立了严密的警察制度,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活动进行残酷镇压,但是,台湾人民抗日起义仍时有发生,其中较著名的有1907年的北埔起义、1912年的林杞埔起义、1913年的苗栗起义、1914年的六甲起义、1915年的噍吧哖起义(又称西来庵事件)、1930年的雾社起义等。在长期武装抗日斗争中,共有65万台湾同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篇章。
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和警察统治下,台湾人民大规模武装斗争难以展开,但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并未停止,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即非暴力的抗争活动开展起来,并汇聚成为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日据时期的台湾民族运动,实际上是在日本高压下争取台湾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争取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运动。
民族运动始于留日台湾学生。1918-1920年,他们在东京先后成立了启发会、应声会和新民会等组织,以“增进台胞的幸福谋求政治改革”为宗旨,主张撤废赋予台湾总督大权的“六三法”、提倡“台湾议会请愿设置运动”。1920年底,“六三法”撤废活动演变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林献堂等决定通过请愿方式要求日本当局在台湾设置议会,削弱总督权力,改变总督专横、独裁统治的现状。他们顶着来自日本殖民当局的巨大压力,每年派出代表到日本东京进行请愿活动,请愿书被一次次拒绝,但是一年一次的请愿活动还是坚持了十五年。
部分台湾知识精英如林献堂、蒋渭水等于1921年10月27日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其宗旨为“助长台湾文化之发展”,对台湾民众进行文化启蒙宣传。文化协会发行会报,组织读报会,举办讲习会、演讲会,在全岛各地广泛进行启蒙工作,在台湾同胞中造成了很大的反响,台湾青年赴祖国大陆求学的人数剧增,而且台湾各校内进步学生组织纷纷建立,不满日本人欺压的学潮迭起。
针对日本殖民当局妄图扼杀台湾的中国文化,泯灭台湾同胞民族意识的殖民文化政策,以连横、赖和、张我军、杨逵等为代表的一批台湾知识分子,抱定以文保国、以史保种的决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下,发愤作文著书,向世人表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是文化战线上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英勇斗士。
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台湾的工农运动也开展起来。1925年彰化县二林的蔗农在文化协会理事李应章(李伟光)的领导下,建立二林蔗农组合,反对制糖公司的剥削,从而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此后各地农民纷纷建立农民组合,并于1926年成立台湾农民组合,由农民领袖简吉任中央委员长。1927-1928年,由台湾农民组合直接组织或指导的农民抗争事件就有420起之多,其中尤以两次“中坜事件”最为激烈。此外,台湾工人也纷纷成立木工、土水、码头、店员、印刷、机器、船炭等工会,1928年还成立了“台湾机械工会联合会”和“台湾工友总联盟”,开展反对日本资本家剥削的斗争。
1928年4月,林木顺、谢雪红、林日高等人在上海成立台湾共产党,提出要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势力,并派人返回台湾发展组织,积极进行工农运动。台湾共产党虽在三年后被日本殖民当局镇压,但对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为了把台湾变成日本南进战略基础,日本殖民当局发动了企图使台湾的人民和土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的“皇民化运动”,其主要内容有禁止台民使用汉语,强迫台民学习和使用日语;废止中文报刊;强迫台民使用日本姓名;禁止使用“台湾人”名称,一律改称“皇民”;封闭中式寺庙,改奉日本天照大神;禁止中国纪年,改用日本正朔;禁穿中式服装,改着日本和服与“国民服”,等等,总之,要在台湾消灭中国文化,而代之以日本文化。
“皇民化运动”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抵制和反抗。日本殖民当局虽禁止使用汉语,规定在公共场所和机关、学校必须讲日语,一旦发现有人讲汉语,将受到严厉惩罚。但这个规定没有多少台胞遵行。台胞在银行、公司、医院、车站等公共场所常用汉语交谈,更有不少人坚持不讲日语,如林献堂“终生不读日文、不说日语,不著和服”。民众还暗中坚持学习汉语,部分汉学书房突破重重阻力生存下来,一直到1943年才被总督府强行关闭。
更换日本式姓名的政策也受到台胞的抵制。该政策从1940年2月正式实施到当年8月,600多万台湾民众中只有168人改换了日本姓名。后来在日本殖民当局强制下,少数人迫于生计,不得不改换日本姓名,但仍想办法保留原来姓氏之根,如陈姓改为“颖川”,林姓改为长林,吕姓改为宫下、刘姓改为中山、魏姓改为大梁、黄姓改为江夏等。在“皇民化”的高压下,台胞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祖国流行的服饰仍然可以影响到台湾。中国的传统节日、婚丧嫁娶,仍沿旧风;墓碑、神主依旧镌刻着堂号或者祖籍,表明了台胞对祖国强烈的认同。对日本人强迫奉祀的天照大神,台湾民众只是应付差事,内心崇拜的仍是中华民族历来奉祀的神祇。台湾人民的祖国意识是日本殖民者不可能轻易改变的。在台湾人民的抵制下,日本殖民当局“皇民化运动”收效极微。
在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抵制“皇民化”的同时,还有些台湾同胞组织了抗日暴动。如:1938年高雄、六甲等地相继发生袭击日警的反战暴动,1939年3月高雄农民1000多人因反对日本警察强拉“军夫”而发起暴动,1944年台北帝国大学学生秘密搜集武器,准备在美军登陆时起义策应,等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台湾爱国志士认为这是实现台湾光复的良机,纷纷辗转返回大陆,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洪流中。如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陈友钦领导的“台湾青年革命党”,张邦杰领导的“台湾革命党”,黄光军为团长的“台湾光复团”,柯台山负责的“台湾国民革命党”等,上海有“台湾人民解放联盟”,厦门有“台湾同胞抗日复土总同盟”、“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等。这些组织无不以抗击日本侵略,推翻日本在台统治为宗旨。黄埔军校出身的李友邦于1939年2月在浙江金华组织的台湾义勇队,则是惟一一支由大陆台胞组成的抗日武装团体,他们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抗日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50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尽管日本殖民统治是残酷的,“皇民化”的用心是狠毒的,但台湾人民的抗日精神未曾泯灭,台湾人民的中国心未曾改变,台湾的中华文化依然绵延传续。当此台湾光复60周年,缅怀先烈,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日本殖民时期的“去中国化”不能成功,“台独”分子在台湾推动“去中国化”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张海鹏 杜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
来源：《光明日报》（10月24日第三版）
编辑：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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