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民调迷思 促使“一国两制”变化

　　一、矛盾的民调

　　今年元月份以来在台湾不同的单位，在不同的问卷中，针对“一国两制”作了调查，其结果如下：

　　时间调查单位调查结果

　　3月25-28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赞成的为16.1；反对者为73.9

　　5月21日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赞成的为17.8；反对者为？

　　6月TVBS民调中心赞成的为31；反对者为46

　　6月21日《中国时报》民调中心赞成的为29；反对者为57

　　7月1日《联合报》民调中心赞成的为33；反对者为51

　　7月3日“外交部”赞成的为10.6；反对者为75.2

　　上述的民调给了十分矛盾的信息，其中赞成的在半年之内从10.6到33，反对者从75.2到46，而第一个民调中心也都有是卓有信誉的单位和学有专精的主持者，但是从五月赞成“一国两制”的17.8到六月的31，再到七月的33，在这一段时间，除大环境之外，并没有明显的突发性，也没有政策上的变化。何以民调的结果竟然出现如此重大的落差，相信任何一位研究相关问题的学者都会对此现象感到好奇，也都急于寻找合理的解释，以便了解真正的民意。当然此一现象也十分值得大家进一步观察未来的、后续的发展。本文企图从上述六份问卷的制作单位与问卷内容来分析其比率的变化，以便寻找另一种解释的可能。

　　以上的六份的问卷是在短短四个月之内在台湾所作的问卷，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奇怪的事实：

　　第一：凡政府官方所委制的问卷，其结果比较相近，虽然在其赞成的比例已经超过了误差允许的范围，如“外交部”的10.6与“陆委会”16.1，但是在反对的部分，则基本上仍在误差允许的范围，所以官方对此现象的解释是“过去不表态的人民，现在表态了”，而反对者的比率依然没有变化。

　　第二：传媒的结果，在赞同的部份基本上三成左右，而且也在误差范围之内，不过反对的部份则出现误差允许以外的数字，如TVBS的46与《中国时报》的57。在这里我们发现TVBS的问题情境是针对陈水扁的？“外交”之余，而《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则是完全针对“一国两制”，换言之，在TVBS的问卷中受测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外交”，而《联合报》、《中国时报》的问卷比较使受测者在一国两制、两岸关系的情境思考。至于何以在“外交”思考下，反对者少，而在两岸思考下，反对者反而增加，则有待进一步解释。

　　第三：“外交部”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作的调查是十分特别的，在赞成的人数比例上特别低，而且和“陆委会”三月份的结果相比，也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外，并非“外交部”官员所说的与“陆委会”相同。在反对的比例上也是最高的，然在“外交部”的答案是在非常不赞成与不太赞成两个数字的总和，问题是不太赞成的确切意义为何？其间似乎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而不宜完全地、简单地归类在不赞成之列。

　　第四：有关“一国两制”有提示意义的情况下，有《中国时报》、《联合报》，和“外交部”的民调结果差异极大；在无提示意义的情况，如“陆委会”与TVBS民调结果的差异也很大，这就使我们对此结果陷入了几乎无解的状况。有些官员认为这似乎与有否提示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学者的解释似乎认为是外环境因素使然，直接地说就是新政府的问题所导致的结果，但是此种解释显然是各取所需的结果，未必能说明上述的矛盾现象。

　　第五：大概最令大家不解的是“一国两制”从大陆提出开始，台湾就全力将之妖魔化，政权常说这是一个骗局，是打压台湾、矮化台湾，甚至是抢夺我们的收入、没收我们的财产、消灭我们的国家等负面的名词。何以在台湾人民推选出主张“台独”的政治领导者一年之后，却出现赞成大陆“一国两制”的增加和反对者减少的现象？此一现象发生的意义何为？是否带有未来性等？自然是大家所关心的，尤其是民进党的政权对此一现象恐怕不只是关心，而更多的是忧虑。

　　上述的情况大概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的问题：一是官方与媒体之误差如何解释，一是台湾民众的选择除了“外交部”的数据之外，按其他的结果来看，台湾民众开始有三成左右选择“一国两制”，其代表的意义为何？

　　二、表面数字的解读

　　由于从事民调是一件十分花费的工作，因此任何民调的主事者必然是为了某一目的作民调，不同的目的必然设计出不同的问卷，以便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以政府而言，其委托民调或自行调查的目的，应该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在民间的支持度，因此在此情境下，其问卷的题目就可能比较倾向带有证明性质和逻辑性质的问题导向，因此受测者在不知不觉中会以前几题留下的印象来作答。

　　至于传媒其角色在监督政府，因此他们会在乎政策是否受人民支持，而是企图了解人民对某一措施、某一政策直觉的、感性的反应。在此一思考下，其问卷就比较不具有说明性，比较简捷、直接，而且答案也比较简捷，同时传媒的问卷常常在上下问题也比较不具相关性，因此可以单独作解释。准此我们可以对上述的六个有关的民调，区分为政府民调和媒体民调分别观察。

　　在官方民调的部份，首先是“陆委会”的民调，其目的在本质上就是为了证明政府现行大陆政策的正确性，这种习惯国民党攻府遗留到现在的政府，其习性完全相同，因此不论在两岸经贸交流，两岸交流的速度，“外交”与两岸关系的优先性，大陆当局对我官员与人民的敌意，或是加上某些前提来诱导人民，如安全条件，如矮化条件等，或是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展望等看法，在基本上都是朝“以我为主，对我有利”的角度制作问卷，这样的问卷有的是民众的资讯不足，有些民众只有从政治社会化的渠道来认知，有些问题则是以条件来引导回答，其民调本身也是一种政策或时事教育，其结果一般而言是对政府比较有利，因而提供社会一种印象——似乎“陆委会”在大陆政策的决策到执行是完全合乎民意的。然而事实上其中有不少的问题，只能说是民众的感觉，而无法显示政策的对错，例如对两岸经贸、两岸交流的看法，民众的认知和政府的认知是否一致；也有些是寻找民众愿望，并非真正的政府政策。纵使社会对这些标准具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性，那么民众既然在大陆政策支持政府，何以在维持现状迈向统一的比率会提升？赞成“一国两制”的比率也在上升呢？

　　其次是“外交部”的民调，其目的似乎在为台湾的“外交”打气，例如在对“外交部”的满意度，我们的国际地位，甚至连“国宴”场合移入外县市，是否赞成“元首外交”，阿扁是否应该参加APEC上海会议等问题，也都以应然的问题来询问民众。个人以为“外交部”的问题本质是应然导向的问卷，并没有顾及客观形势，因此在问题上是倾向於询问应该的想法，这一类的问题其答案十分明显，应该是不问自明的问题。不过关键在于问了许多应然的问题之后，民众心目中自然出现应然与实然的矛盾，而且民众会十分习惯自然地将矛盾指向大陆：因为大陆的打压，因为大陆对我的野心等。此时忽然提出“一国两制”的好恶，以此种问卷情况下，会有何种结果应该是十分明显的。个人以为这种应该可以说何以“外交部”在“一国两制”的民调为何偏低的理由。

　　在民间传播部分，首先是TVBS的民调，此一民调是在陈水扁相当风光地完成其中南美与过境美国的“外交”访问之后立即制作的民调，在这份民调中我们看到是43%的民众并不满意陈水扁的执政表现，换言之，陈的“外交”之旅虽然在国外很风光，但在国内并没有为他的政绩带来利多，所以我们可以说民众固然肯定台湾必须有“外交”，但是他们更关心的还是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国内情况，这或许可以说明目前台湾一般民众的心理。在这种问卷心理的反射下，人们可以考虑“一国两制”的作为解决两岸问题的办法，结果民调数字就从政府机关所作民调的16.1%跃升到31%。

　　其次是《中国时报》的民调，上一民调调查的时机是选在王永庆公开呼吁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的主张之后所制作的。在调查中发现有三成二赞成，四成左右反对，主张开放两岸经贸有三成，反对的有五成二，主张接受大陆的“一国两制”的有二成九，反对的有五成七。我们发现这三组的数字是很相近的，这可以说明在台湾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中国心的，而这三分之一的人是比较可以接受“一国两制”的人，不过他们接受“一国两制”与TVBS的调查结果接受的原因可能略有不同，他们有可能是对台湾的族群矛盾和统独纠纷比较反感人，在此心理情愫影响之下，他们认为“一国两制”既然可以享有目前的民主及经济体制，可能有助于台湾在政治前途上安定下来，则省籍和统独纠纷自然可以中止。另外《中国时报》在调查时虽然对“一国两制”作了提示，不过将台湾目前的“民主和经济不变”此一条件，放在最后可能也有助于人民的选择，因为这些电话民调，人们有可能对最后的提示印象较深。换言之，如果提示的顺序有所变化，则是否仍有相同的结果，是值得进一步观察的。

　　其三，《联合报》的民调是在七月一日，适值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四周年的时机，台湾当然没有任何庆祝和纪念活动，但是媒体零星的报道反而是对民众有回忆的作用。在此情况下，《联合报》的调查从人民对党政以来的满意度开始了解，结果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不满意高达七成和八成，有了这样的问题的开始，我们可以发现在与大陆相关的政策和评价，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差距，包括了开放观光，承认学历，直接通航等，都呈现大幅同意的倾向，甚至搬家、工作都有七成到六成的调查为低，值得注意的是，认为“一国两制”并不会使“中华民国”消失的有五成二，只有三成三的人同意政府长期宣传“如果接受大陆的‘一国两制’就是消灭‘中华民国’”的说法。换言之，有半数的台湾人民认为即使接受“一国两制”，“中华民国”也未必消失，果真如此，我们也许可以预期“一国两制”有可能仍有成长的空间，而且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和接受北京政权之间仍有相当的距离，这种表现似乎可以视为台湾人民在台湾前途的长期不确定的“一国两制”的情境，开始焦虑不安，因此愿意接受北京的说法，但是在接受的同时，却赋予可能不同的内涵。更明白地说，台湾人民中开始有人将“一国两制”视为维持两岸现状的选项之一，这和唐树备先生的旧金山的说法是十分相似的。因此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一国两制”就是维持现状，那么在台湾“一国两制”接受度也有可能更高。

　　三、对流行的因果解释之反省

　　上述的分析个人以为问卷所创造的“问题情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答题的倾向，因此以目前三个月左右的民调，其中“一国两制”的支持率急升，反对率下降的现象，其实尚无法就台湾内在大陆形势或台湾关系走向等因素作出周延的解释。然而有不少人企图作出若干原因的推测，对独派而言，自然是尽可能淡化，某此官员将之解读为“过去未表态的现在表态了”，他们特别强调告诉大众的是反对者未减少，所以还在追踪，“果然”在七月十五日他们就说支持“一国两制”者已经回跌到13%；对反独派而言，似乎是一个利多，所以解释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综合而言，不外以下三种：一是大陆好转说；二是台湾萧条说；三是香港垂范说。然而这三种原因都值得进一步反省。

　　一是大陆好转说：大陆在大陆近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逐渐现代化，因此城市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地区发展十分快速，这是事实，因此台商不断蜂勇而至，近一年以来移民、移居、工作、求学的现象也随之热络，因此大陆好转是事实，然而一般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是否也因此好转呢？以《联合报》民调为例，仍有四成五的民众对大陆的印象不好高于三成五的民众对大陆印象好的比例。特别是在生活比较上，有五成四的民众仍然认为台湾生活比大陆好，因为大陆好转成为台湾民众选择的“一国两制”原因是比较牵强的，何况从逻辑上说，如果大家觉得大陆好转就可能不选大陆统一方案，因为大陆既然好，台湾民众为何不要求“一国两制”呢？所以大陆好转说来解释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兴趣是有问题的。

　　二是台湾萧条说：台湾在陈水扁掌权之后，一年以来确实是政局不稳，经济萧条，社会不安，人心浮动，人民对陈水扁政权可以说相当失望，但是这是否是民众选择“一国两制”的原因？我们以为这一部分只能解释反对“一国两制”的减少，而不能解释赞成者的增加，因为台湾民众从一开始听说“一国两制”的以来，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解说，在台湾人民心中“一国两制”作为负面的政治方案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台湾人民对台湾短期无信心，长期不安心的情况下，不排斥大陆的方案是有可能的，但是直接赞成大陆的方案则有问题，特别是台湾百姓甚至知识分子也在过去长期的教育中，只知反对而不知何谓“一国两制”，在此情况要说赞成，似乎欠缺坚定的基础，何况说如果台湾民众是为了台湾衰退而选“一国两制”，则当台湾经济好转，是否意味着台湾人民就放弃“一国两制”的选择呢？如果这是事实，则台湾人民现在选择“一国两制”就只是对台湾现况表示不满和愤怒的工具而已，并不是选择统一，则反独派有何值得高兴的呢？

　　三是香港垂范说：此说的理由主要是说香港回归迄今四年，基本上其制度没有变化，一切和回归之前一样，因此证明“一国两制”是成功的、可以运作的，大陆也是守信用的，所以台湾人民觉得如此也不错；但是我们知道在李登辉推动“台独”到陈水扁上台推动“文化台独”工作，都是为台湾“建国”培养“台独”精神，此一精神的背后就是“只有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才能自己作主，保障台湾人民的生活”，那么台湾民众以香港为垂范而选择“一国两制”，代表了台湾人民可以觉悟到不以“国家”的追求来保障自己的生活与制度，既然如此，台湾人民为什么仍然大幅肯定台湾的“外交”活动，包括联合国席位的争取等，当然也许台湾人民并没有办法作如此精细的考虑，只是随问题凭感觉回答，果真如此，则台湾民众赞成“一国两制”比率的增加也就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因为此种赞成也很容易因为某一件事故、某一消息而改变支持的取向。

　　换言之，这三种原因的解释都是现象的解释而非真正的原因，当然台湾民众的选择也有可能根本就是一种炒作现象，而非真正意见的选择，此一炒作的结果，唯一的好处是有可能促使台湾人民开始有意愿，真正愿意从客观、从学理、从现实的层面重新面对“一国两制”，理解“一国两制”，这就是说大陆的“一国两制”模式现在开始有机会在台湾被比较公平地与其他统一方案平等地加以检证，因此个人以为如果我们希望理解台湾人民究竟对“一国两制”真正的看法为何的话：

　　第一：必须就统一的方案中，增加其他选项，如国民党的邦联制等，才能真正测试出“一国两制”的支持度。

　　第二：必须再实施几次的民调，而且在问答中安排我们希望知道的民意走向，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民意的走向和变化的理由。

　　第三：必须在不同的时间点来测试，例如在经济有起色的时间点来测试，这样才是比较公平的了解台湾人民内心对统一问题真正的看法。

　　第四：必须在民调中了解台湾民众所认知的“一国两制”空间是何种意义，例如将大陆所提出的条件单项地加以测试，以便更精确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

　　总而言之，以台湾官方长期妖魔化“一国两制”的情况，我们对这半年以来台湾民意“一国两制”突然升高的现象仍有相当的保留和疑虑，坦白说，不知如何来解释此一现象。不过在大陆的立场，如果他们能将最近一段时间台湾民意变化视为台湾人民愿意对“一国两制”方案认真加以考虑、对待，应该是十分审慎的看法，因为如果深究台湾人民何以出现类似的“反政治社会化”的现象，个人以为最可能的原因是台湾方面所提的统一方案不被接受，而台独方案不只是大陆反对，特别是美国也大声疾呼不支持，克林顿的“三不”政策，到小布什对新加坡吴作栋总理所说的“一国两制”，到学者奈、官员张戴佑都明白告诉台湾“一国两制”引起战争，是台湾自己要去负责，其他选择美国只关心和平。个人以为在长期资讯提供之下，台湾人民对此形势不可能不了解，这就可能使得台湾人民清楚的理解到“台独”是不可能，“独台”也有问题，于是统一成为唯一的选择，于是出现不知道何时统？如何统？而焦虑，在此情况下，“一国两制”与维持现状出现了交集。果如此，个人以为大陆就不能继续沿用以往口号式的“一国两制”，而必须十分严肃地理解台湾人民真正的希望，好好把握此一和平处理两岸关系的机会，建立起两岸之间的新框架，以便大陆可以全心全意的从事西部大开发。

　　四、促使“一国两制”的变化

　　大陆在解释“一国两制”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将香港作为垂范，然后又不断强调台湾与香港是不同的，当被问及有何不同时，大陆的说法总是在给予的条件上作文章，多一个条件，少一个条件，所显示出来的只是上对下的宽大，然而这种条件的增加，都是来自大陆的赐予，因此不可能满足台湾人民出头天的愿望。因此，一方面是大陆所允诺的条件，台湾原本就有：一方面是条件即为大陆所开，则亦可由大陆收回，果如此，作为统一后解决方案的“一国两制”，必然是台湾方面所疑虑的。因此有关“一国两制”，就有必要认真的思考，提供不同的意义，应该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由于“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在一九八三年为解决台海分治的现象而提出的方案，其后在风云际会之下，首先实施在港、澳，所以大陆学者就在制式的思考之下，也从来没有严肃地、科学地、认真地去思考港、澳的“一国两制”（当然港、澳也有所不同）与台湾的“一国两制”究竟应该如何不同法，从而大陆学者在谈“一国两制”就必然出现在以下三大盲点：

　　第一：在“一国两制”的研究中，面对台湾时，所有的研究集中注意力在“中国”，因此看到大陆在“一国”的内容阐述上时有发展，有变化，然而在“两制并存”的问题则没有公正地、严谨地加以研究，以致于我们寻找不到在“两制并存”方面比较出色的讨论。我们注意到在最初大陆方面一直认为一国没有问题，“两制”并存则是新鲜事，所以大陆所谓的“两制并存”就是现况不变，不过在香港模式上的“两制并存”是以中央与地方特别行政区的模式，但是在谈判此一制度时，双方谈判的主体不是中央与地方，因为如果当时谈判的主体是中央与地方，则就不必再谈判，而是地方向中央要求。而当时之所以能避免此问题，是因为是由中国与港、澳的宗主国英国及葡萄牙谈判，所以没有谈判两造本身身分的问题。但是两岸的谈判不是如此，未来的两制如何并存是可以好好谈判的议题，但是问题在于在进入谈判前，如果两岸是一国，则两岸“两制”如何并存，就是大陆当局和学者必须认真面对的严肃课题。大陆想要告诉台湾，台湾和港、澳不同，则首先必须从此一角度去思考。对于台湾而言，自从1949年之后，确确实实是由台湾地区的统治者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台湾人民对此已经习惯，因此台湾的当权者很难说服人民走回以“地方政府”的方式去被统治，因此在台湾才有人去思考“出头天”，思考自己独立，当然有少部分人在此一思考下，走上以“反中国，去中国化”作为出头天、爱台湾的标志，这是极不可取的。然而大部分的人去思考如何在对等的基础上确立两岸的身分，则是一种积极的思考，同时必须注意的是所谓的“对等”，其重点不是指在谈判的那一刻的平等，而是大陆对台湾的身分、地位的总体的看待，简言之，就是定位的问题，而定位问题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谈判前，一部分是谈判后。

　　在谈判前，过去大陆会使用过两党谈判，他们认为就是为了避免此一问题而设想的平等方式，此一想法是有问题的，台湾过去会针对此反驳说“我们是民主政治的政党，不能代替人民”，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一个面向，更重要是大陆一开始就是想体现“一国”，而提出党对党，并非真正认真思考过对等的问题，其后传为两岸谈判，也同样是在“一国”优先的唯一思考模式下来应付，其后再提平等协商，或不是中央对地方的谈判等等说法，都是上述思考模式下的产物。中国大陆的学者中只有“交战团体”概念的使用，比较是代表了谈判前的“两制关存”的思考模式，因为这代表了大陆方面注意到，应该先提供台湾一个身分、地位和名份上与大陆的对等性，才有可能使台湾认真思考如何在“一国”之下“自主、独立”地走上谈判桌。不过在大陆除了有人提出“交战团体”的概念之后，似乎并没有适当地发挥，同时台湾方面恐怕也不容易接受，台湾在当初提出“政治实体”的概念也没有受到大陆的重视。当然反过来台湾方面如果要求大陆内外无别地从国家降低为政治实体，那也是一种只顾小，不顾大，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想法，换言之，在台湾思考两岸时，过度将岛内籍矛盾所衍生的对内要求，去要求两岸之间的大陆政权也要呈现“台湾优先”的思考模式。中国人常说自己有智慧，在两岸谈判前彼此都必须思考出一个兼顾“一国”优先与“两制并存”两种模式混合的新思维与新方案，才有可能解决“一中”原则与“台湾优先”之间的矛盾。至于启谈之后，双方也必须各有腹案，才有可能使谈判成为解决问题，化解纠纷的谈判，这就是说，大陆方面必须认真的体认到港澳问题是先谈判后定位，而两岸问题是先定位再谈判，谈判中重定位的根本不同之处。

　　第二：大陆在初始提出“一国两制”时，就被邓小平定了调“统一后……”，因此大陆的口号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于是“一国两制”始终定位为统一模式，十余年来大陆政权和学者完全不敢逾越此一限制去灵活地思考“一国两制”其他的可能性。其实“一国两制”如果可以灵活运用的话，我们可以思考的空间就大得多，个人以为“一国两制”可以作为两岸的和平架构，换言之，大陆不妨去思考“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也使用过此一名词，不过他的意思是指“一国两制”是两岸现状的就地合法）。个人以为将“一国两制”从“统一模式”转变为和平架构，应该具有以下的积极意义：

　　一是不论在两岸当局各自的宪法或是在国际法法理都是说得通的，因为目前在国际上大家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所以没有双重承认，没有两个中国同时提出现在国际组织之中。在两岸政权各有自己的宪法中，两岸之间的主权和领土是相互重叠的，所以在法理上两岸的主权没有分裂，领土没有分裂，只有事实分治，所以“一国两制”在法理上是现实存在的。

　　二是既然两岸目前在事实只有分治，因此两岸之间对等的“定位”就是事实上应然的安排，也是法理上必要的安排。在两岸之间既要对等，又没有国际的范例可以遵循，所以在定位上不妨采取几个方式：可以是“模糊定位”，如“国统纲领”的互不否认对方为政治实体，或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台湾当局与大陆当局对等；采“时限定位”，如在中国完成统一前，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台湾与大陆的对等，即统一前“一国两治”；也可以是“空间定位”，如在两岸范畴中，中国大陆与中华台北对等；当然也可以是综合以上三者，或其他更多的方式加以混合定位。在国际社会一旦两岸之间确立了法理上的一国和现状上的两制，而且与是两治，即确定了现况的一国两制之后，两岸之间互相定位就获得暂时性妥协的方案，则从两岸之间的互动到两岸在国际间的安排，就自然而然必须去讨论从“一个中国，互相排斥”的现象，到一个中国，互相并存的新局，甚至是互相协助的模式。

　　三是此时作为和平架构的“一国两制”本身具有过渡性、可塑性的优点，它既可以进一步趋统，也可以作为两岸之间既对抗又合作的相当长期性的暂时安排，也只有在此种意义之下，大陆所说的在“一个中国原则，什么都可以谈”的承诺才是有意义的，这时如果尚有人质疑“一个中国原则”是否可以谈，那就是推翻自己存在的基础，因为两岸的一切是从那个法理上的“一个中国原则”出发的，更重要的是类似现况的“一国两制”在台湾也可以被认定或书写为一国两治。

　　四是在现况的一国两制（治）下，台湾步上谈判桌就不是大陆片面承诺台湾六个条件、七个条件，或是几个条件不变，而是台湾自身从现况不变的基础上去争取更多的条件、更好的保障、最佳的处境、更长久的安全，这样一国两制（治）就可以就要以有很多解决两岸关系的模式来对话，甚至包括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独立选项也可能有对话的空间，因为在和平架构下的一国两制（治），除了法理上的一个中国原则外，在两制（治）之间是两造并不隶属的对等关系，对大陆而言，这就是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统一的目标区分开来，使台湾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使大陆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内，以自身长处吸引台湾。按目前大陆将一国两制视为统一模式的情况下，对台湾而言，一旦进入一个中国原则，强调现况为两制（治）并存，未来则是开放谈判，则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湾就是一个可开放的空间，这样的处理肯定比钱其琛的新三段论，比钱其琛七条更具有想像的空间。这就凸显了在港、澳一国两制是统一模式，在两岸是和平架构的重大差异。

　　第三：在大陆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必要时可以设置特别行政区”，这就是其后大陆和港澳地区设立特区的法律依据。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里所说的是特别行政区，既是特别行政区，所以其自主性当然有限。从此一角度来论，大陆作为中央政府撤换香港特区的行政官员，其实也没有任何不合法的精神，当然由香港立法局自己提出此种建议是有些奇怪，因为纵使在大陆各省、市、区一级的地方政权也都是设法去维护和争取保有地方自己的权力，岂有自动“上缴”之理，但无论如何特别行政区的“特别”只是指特区的经济，社会、特区组织的架构和司法审判权等地方行政部分的权力，而非政治权，大陆的一国两制给人们根深蒂固的印象也就是行政特区，所以对台湾而言，一国两制就是地方政府，过去在“中华民国”体制下，台湾作为地方政府在两岸都是事实，所以过去反驳的重点在一国两制是让“中华民国”消失，现在废省了，所以台湾反宣传的重点就是矮化台湾（我们）为地方政府。大陆虽然说过两岸谈判不是中央与地方，是平等协商，但是大陆一谈到“一国两制”“香港垂范”，马上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央对地方，这是大陆在宣传上自相矛盾之处。其实目前中国大陆境内的特区有二种：一是经济特区，一是行政特区，都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的产物，但是一国两制的创意岂能仅止与此，一国两制如果仅止于现况一切不变，那就再没有任何活水源头可以超越前人，一国两制的真正精神在于包容异己，把不同的制度置于一个框架之下，各自发展，寻求互补；另一个特色是无穷创意，敢于突破，邓小平在八三年提出一国两制的时代是没有教科书，大陆学者有人说六十年代的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纲四目”是“一国两制”的源起，事实上“一纲四目”是康熙对付郑经、郑克爽的模式，是招降纳叛，是“一国一制”，而且是台湾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至于香港的“一国两制”是五十年不变，十五年之后不必变，不必变的原因是大陆已经改变了，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意和突破。因此大陆学者讨论“一国两制”理应本此精神，不在书本中找答案，不妨在现有的经济特区、行政特区之外再作些思考，例如“政治特区”、“政治试验区”或是“政治特别邦”。在“政治特别邦”中安排两岸间未来或是大陆方面所希望的统一后的架构，这种的“政治特别邦”应该是一种对同根异质文化的肯定和发扬，“政治特别邦”也可以将国际的“邦联制”的优点加以吸收，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原创性的特点，这样一个特区在全中国的事务参与一定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新思维、新冲击，而这些新思维、新冲击正是中国文化再启蒙、再复兴必要的因素，甚至可以是中国在西式现代之后，下一波创见“中国特色”必要的动力。然而如果将“一国两制”的创造力止于港、澳模式，则必定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驱动力量，这就是说“一国两制”在港澳是建立特别行政区，在两岸则是在新的中国之中建立“政治特别邦”，当然这只是对大陆学者关心终极统一模式的例子而已，并不意味着台湾可能的反映是如何，因为这是十分遥远的事。我们的重点是希望大陆学者多突破、多思考，两岸学者在创意的思考下，也许可以为两岸找出新的和平的出路。

　　五、结论

　　总之，个人以为台湾最近几个有关台湾民众赞成“一国两制”大幅提升的民调目前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必须承认在最近的一年中，大陆当局和台湾统派并没有作出相对的努力，因此以为可以快乐的收获，但这很可能只是虚的数字，而非实的人头，因此此现象对台湾统派仍须慎重观察，对大陆当局，则应该将此现象视为真正反省，提升“一国两制”研究的重要信号，才能在未来证实两岸统一的高潮已经来临的时候，端出一道让台湾独派也认为不太委曲的方案，勉强可以接受，一旦目前的结果只是有如浪潮一样昙花一现，水过无痕的话，也同样可以将更创意、更突破的两岸方案，引起台湾民众的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一旦有此功能，才有可能真正创造民意，届时的民调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辛勤的耕耘，那时迎接民意，喜悦收割，才是实在、可靠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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