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囚禁东南亚移民工事件 谁该检讨？

　　台湾《联合报》5日社论指出：高雄食品工厂爆出囚禁外籍移民工长达14年，冷酷情节，令人哗然。更惊人的是，高雄市政府一年前即知此事，却一直等到检察官以“人口贩运防制法”起诉雇主和中介，劳工局才急忙开罚。这一年的行政空白，究竟是何道理？是高雄市政府服膺蔡英文哲学，一心只想当“公亲”，如今才猛然想起自己其实是“事主”吗？

　　这桩囚禁苛待移工事件，是黑暗台湾的“女奴吁天录”。它所揭露的，是东南亚籍移工在台湾的处境，由于不合理法令的束缚、官僚的颟顸与失职，多年来其实已沦为现代奴工。如此悲哀的人权纪录，是台湾之耻。

　　这4名离乡背井来台湾工作的外籍劳工，经历实难想象。除了遭到软禁之外，一天工作高达15小时，每月只能休假2到3日。被囚为奴的10多年间，邻里竟无人发现她们的存在。其间，女移工为求脱困，存钱、托人偷买手机，半夜躲棉被中发讯息回印度尼西亚求救，再辗转由外交管道，破门救人。她见到警察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等你们很久了”。如此情节，岂不令人鼻酸？

　　台湾奴役移工，早有先例。2009年，新竹市知名小吃店让外籍家庭看护工充当店内杂役，一天工作19小时；且因居住环境差，移工竟长了头虱，店主强带至理发厅剃光头。遭起诉后，店主捐10万元（新台币，下同）给公益团体，法官遂判了缓刑。

　　深入剖析，这种囚禁逼奴情事之所以发生，引信暗藏在移工政策与法条之间，只是台当局装聋作哑，任凭不肖中介与不良雇主逼工为奴，百般剥削。

　　其一，依现行的台湾法规，中介和雇主可轻易谎报移工为“逃跑外劳”，不须提出任何证明。移工一旦被注记为“逃跑外劳”，立即丧失工作和居留的权利，须面对罚款与遣返的风险。因此，这条法令成了中介和雇主控制移工的“紧箍咒”。在高雄囚工事件中，移工就遭中介谎报为逃跑外劳，并以此要挟移工必须按月由雇主代扣1800到4800元不等的中介费。向卖体力活的异乡弱势者诈取血汗钱，这种钱也赚得下去？

　　其二，《就业服务法》中规定移工不得自由转换雇主的不平等条款，多年来虽经劳工团体不断呼吁修法，仍然纹风不动。这使得移工面对不合理待遇，完全没有协商筹码，直到忍无可忍，也只有逃跑一途。逃逸外劳人数居高不下，这是主因。更不堪的是，“追缉逃逸外劳”还是基层员警的“业绩”，移工成为拼治安的替罪羔羊。事实上，逃跑外劳往往成中介业者手上的“黑工”，无法聘雇合法移工的雇主，中介都能派出逃跑外劳顶替，既可以诬报逃逸、又可以控制去向，两头赚。不合理的就服法，因而变为不良业者的“聚宝盆”。

　　其三，同样是外劳，却有两种待遇：工厂移工适用“劳基法”，家庭移工却不受劳基法保障。众所皆知，许多家庭移工从事的都是变相工作，以高雄的豆干工厂为例，夫妇各自以父母名义申请外籍看护，立刻扣押证件，“看护变女工”，根本不甩“劳基法”。

　　台湾自1992年引进“外劳”，至今已有60万移工在台，为总人口的40分之1，许多人却未受到善待。台当局“劳动部”多年来对“修法”要求无动于衷，岂能无责？这次，“劳动部”第一时间照本宣科：“这次是个案，未来会加强对雇主及移工的法令宣导”。这种百用不厌的公关辞令，只足以敷衍舆论，如何能改善现况？

　　面对高雄劳工局的失职，台当局新“劳动部长”林美珠避重就轻说：“‘劳动部’与‘检察署’之间联系不佳，‘劳动部’会检讨。”不谈根本的“修法”，却谈内部沟通；不谈高市府责任，却说“劳动部会检讨”，这是在为陈菊护航吗？别忘了，12年前高捷的泰劳暴动事件，因而下台的“劳委会主委”正是陈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