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欠他们的鲶鱼和砥石

　　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创会理事长陈立恒2月21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文章，感慨两岸新一代青年的成长环境，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去年某日，我到景德镇工厂视察，发现停车场里的汽车一排又一排，心下诧异今天的来宾怎么阵仗如此浩大？于是询问工厂负责人，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工厂工人开来的交通工具，几年前还有提供交通车之类的员工要求，现在话锋一转，竟变成如果不提供员工停车场，小爷或姑娘我就拒绝报到的奇观，对于已经招工困难的工厂而言，也只好大开方便之门。

　　相隔不久，我到义乌处理业务，对口厂商的公务车都出差在外，竟然临时向他们新来的会计小姐借调其坐驾来接送我们，原来这位小姑娘的拉风新车是她的父母奖励她出来工作送的礼物！

　　这两段插曲一直让我感慨甚深，感慨的不是大陆的今非昔比，更是感慨大陆其实在重蹈台湾的覆辙。

　　试想，景德镇与义乌虽然不是穷乡僻壤，但当地初级工厂作业员与办公室雇员的薪资水平不过三五千元人民币之谱，拥有一台稍上档次的汽车每月差不多也需要此数一半的各种费用，假若不是父母甚至祖父母们四方来援，我们的工厂员工与他们的会计小姐绝无可能成为一名有车阶级。

　　他们父母的心态和台湾多数二、三十年前做父母的心态如出一辙，都是从欠风欠水的忙碌窘迫里，建设家园到一个或小康或奔富的境界，然后一股脑儿的将手上最好的一切都送到了孩子的面前，可惜不虞匮乏的教育在台湾已经证实了效果不如预期，我们培养出了许多习惯生活在舒适区、认为个人的小确幸应该先于教条、责任与义务的新平庸世代。诚然，有人觉得小确幸不仅回归真我又符合现代社会形势，属于青少族群在经济与心理上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似乎还对环保相关的循环经济有着某种奇异的神助攻。

　　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不会因为任何人找多少理由而改变，如同近年来台湾经济在小确幸的夕阳无限好里更趋近日薄西山的事实一样的不容错辩，可是这并不是新平庸世代的错误。以最近再次成为话题的赵小兰为例，我重读了前几年出版的《谁造就了赵小兰？》一书，发现她的成功除了天资，更得益于父母双方家族几代相承的儒家传统礼教以及西方实用精神，所以赵、朱两家的礼教是生活的标竿，不是生命的枷锁，不但不吃人，反而让他们家族老少各个处事温良恭俭、遇事当仁不让。更重要的是，在成长过程里，她的父母不忘在优渥的环境里，引导子女经历合理的匮乏与磨练，培养出有利身心发展的危机感与使命感。

　　其实如此“夕惕若厉的危机感”与“修齐治平的使命感”，不只在儒家思想里反复再三，也同样见于以教育创造闻名的犹太文化之中。如果时光能够倒流30年，我会不时给我的孩子制造一个个拥有鲶鱼效应的环境，让他随时保持终日干干的旺盛斗志，并且在面对困难的时刻，不再主动出手；用困难为砥石，磨砺他的心智，寻找生命的驱动力，并超越自己。

　　鲶鱼与砥石，正是那些年我们所亏欠新平庸世代的礼物。纵使时光不能倒流，但来者可追，我的孩子可以送给我的孙子这两项礼物，并不是为了什么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而是我相信新平庸世代的下一代值得一个比小确幸更好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