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小女孩数度报警，救回一心寻死的母亲，直到母亲终于强制就医，小女孩晚上终能好好睡一觉了。对于这个发生在台湾的真实故事，台湾《联合报》7日发表社论指出：对照母亲的脆弱，以及为抢救人命左支右绌的多个社会部门，小女孩竟是这场抢救人命大作战中的勇者与主角；大人、台湾当局的表现较之尽皆不如，也揭示了台湾自杀防治体系的弊端。
社论摘录如下：
这次抢救母命大作战，不啻是对台湾自杀防治体系的一次实境抽考，结果却令人心惊。自杀通报、评估、照护的各环节，表现均荒腔走板；各项基本动作，从警消、到医疗单位对自杀倾向的敏感度与后续通报、个案管理，都有改进必要。
女童母亲四度获救时说：“单亲家庭的重担，我一个人扛不起。”挽救高风险家庭、抢救人命，其实从来不是某一单位介入就能奏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生命，都是多重因素造成，债务、失业、失婚、家庭失和、久病、精神疾患，导致对未来失去盼望，样样都不容易，无法单靠台湾当局机器末端的社工介入，就能解开当事者的人生死结。
台湾近年连续多桩携子自杀的悲剧“操练”下来，部分舆论动辄批评“冷血社工”、“失职”，让职小权轻、负荷重的社政部门做了不完美体制的代罪羔羊。一个多月前，与母亲共赴黄泉的“小小曹”一再示警求援，当时社工却未能及时访视、抢救，致饱受指责；殷鉴不远，此次，女童报案救母，让社政系统卯足全力，补助、访视、安置，甚至在萧母送医之后采取“人盯人”策略，以公币为一心寻死的妈妈请了看护，寸步不离，就怕自杀成功，个案又死在自己手上。
但是，“自杀防治”是何等大事，着重的是严密完善、适用各种状况的标准作业流程；而不是为个案特别量身打造的临时措施，再加上各前线单位人员未具备自杀意念筛检的敏感度、执行不到位，悲剧重演的风险可想而知。
举例来说，在此次案例中，萧小妹第一次通报110，警察到宅浇熄木炭后，竟然未依“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警消发现病人有伤人或自伤之虞，就应立即送医，反而“苦口婆心劝说”后旋即离开；难怪3小时后，小女孩又报警“我妈妈又去买了一包木炭”。此次，终于强制送医之后，竟然当天就能出院，报载原因竟是案主不肯开口，无法评估！若要案主开口，才有能耐评估是否有自杀之虞，不免令人质疑其专业能力。进而造成萧母后来三度、四度自杀未遂，所有人员疲于奔命，这情节也就不足为奇。
再者，在以针剂紧急降低自杀冲动、以约束衣制止行为、以安全室避免自伤等现代医学处置之外，还须动用非专业人力看守病人，也算是台湾自杀防治系统中的奇闻了。
由不幸与母俱亡的“小小曹”到机警救母的萧小妹，在在呈现台湾当局面对高风险家庭、自杀防治的运作失灵。这是台湾当局失能的典型病征：必须跨部会、跨单位整合、协调、执行的事务，一定缺乏横向联系；本该置于施政优先的照顾弱势政策，总是缺钱少人没资源；理应强化末端执行能力的，总是肥了上游专家，例如自杀防治资源分配，多少是花在次级资料分析、研讨会、外出考察，而非训练最基层的执行者如教师、警员、里长，加强台湾当局末梢人员的自杀防治能力？
自杀已是台湾社会大患，连续十三年进入岛内民众十大死因之列；自杀死亡率已达十万分之十七点九，早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自杀死亡率偏高的标准。先进国家或地区多半以“自杀防治法”全方位解决自杀问题，但台湾至今没有一部“专法”协调诸多事务，自杀防治体系建立在“精神卫生法”中一条法令的薄弱基础上；连至关重要的自杀通报责任，至今仍缺乏“法源”依据，导致曾有社工尽责通报自杀个案，反被控泄漏隐私，要求民事赔偿。
曾有学者提出如此立论：每一个自杀死亡案件背后，有二十个自杀获救的个案，及一百个曾动念自杀的人。抢救生命是沉重、艰巨的任务，却是台当局无可回避的责任。就从给人民一部“自杀防治法”展现决心吧。
[责任编辑：栗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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