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寻根：从地名释义看两岸历史渊源
地名是历史文化的化石。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地名皆蕴含着浓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意义。台湾作为中华民族晚近的新拓地，这种文化意义尤为深厚而丰富。在台湾地名中，有的与其地形、地貌和方位有关。如顶坪、深坑、莺歌、鹅銮鼻、林口、线西、线东等；有的来自于当地动植物、矿物等物产，如鹿港、蔗廓、番薯寮、柯子寮、大稻埕等，也有“原于先住民者，如台东称卑南，民雄曾是打猫，屏东是阿猴，高雄为打狗，新竹是竹堑，大龙峒番名叫大浪泵，八里原名八里坌。”当然还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殖民者留下的烙印，如福尔摩沙、三貂角、王田、红毛港、关西镇等，但更为普遍的地名则是明清两代台湾拓垦开发的产物。这些地名遍及全岛各个角落，且大都与当时拓垦者的籍贯、姓氏家族、宗教信仰、户数、首领或拓垦的规划、合作防御措施、拓垦成果以及垦成后的聚落变迁与行政规划密切联系。下面试图从这些方面，踏着拓垦者的足迹来探寻台湾先民之根，以揭示台湾与祖国大陆相濡以沫、血浓于水的历史渊源。
与拓垦者祖籍有关的地名
台湾居民大多数来自闽粤两省，其中以福建泉州府、漳州府和广东嘉应州者最多。移民们在陌生的新天地里谋生创业，故乡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总是那样令人魂牵梦萦，因而他们往往把祖籍的地名移植于新开拓的居住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在厝、寮、店、埔、街等之前冠以祖籍地名，以示该新聚落开发者来源地。如彰化县的泉州厝、大埔，嘉义县的海丰、南靖、东石，云林县的兴化寮、龙岩，屏东县的潮州镇、潮州麻、潮州寮等。这类地名遍及全岛各个角落，其中“福建到台移民用祖籍府县州名称呼的地名达50个。”府县州名之外，还有小的地名也被移植过来。例如安平原是郑成功的故乡之名，他收复台湾后便被命名于一鲲身港。高雄县的凤山、凤山街、凤山厝、旗山、旗山庄和屏东县的凤山厝、新竹县的凤山溪，都是移自于泉州的凤山、旗山，台北县芝山岩移自龙溪，嘉义东石乡、澎湖的东石村、鹿港镇的东石里都移自晋江，鼓山也是厦门移民将其名义移植过来的。
与拓垦者的姓氏宗族有关的地名
移民在陌生、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往往同一姓氏的宗族聚族而居，形成血缘聚落，共同开垦一地，并以其族姓为地名。例如台南县的胡厝、孙厝、谢厝寮（闽南人称房屋为厝），苗栗县的头屋、桃园县的宋屋（客家人称房屋为屋）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以宗族组织为中心的地名，是传统农业社会制度下的产物。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发达、交通运输便利等因素，人口迁移频繁，以致这些地名虽仍留存，但大部分已丧失其原本意义。
与拓垦者的神明信仰有关的地名
移民为了凝聚同籍、同业之间的力量，往往把祖籍的神明移祀于台地，及垦殖有成，则建庙盖宇以祀之，以致聚落中有不少以庙宇来命名者。如台南县的关庙乡、澎湖县的马公市（旧称妈宫），而更普遍的则是冠以妈祖、天公关帝、五福、土地公、清水寺、水仙宫等名称。
与拓垦的户数有关的地名
垦荒拓野之初，住户稀少，寥寥数屋坐落于广袤原野，出于安全需要，数家聚居一处，彼此守望相助，久而久之，亦成了地名称呼。如高雄市有三块厝、五块厝，屏东县有六块厝、九块厝，台中县有四块厝，台东县有七块厝，台南县有三舍村，嘉义县有五间厝。
与拓垦的合作方式有关的地名
为了解决资金劳力之不足，移民常由数人出资合股开垦，于是股份合作意义的“股”、“份”字常常演化成地名，甚至连开垦时阄定次序的“阄”字也被用来做为地名。如台北县有五股、六股、十三股；台南县有三股、七股、九股；员山乡有三阄，三峡有二阄，阿莲乡有九阄等等。由于宜兰平原原拓垦时，垦户常联合10个或10个以上的佃户一起拓荒，十小结结合一结，十结合为一大结，形成一种独特的拓殖团体即“结”。日久，“结”亦转化成地名了，如宜兰县有一结、二结、三结、四结、五结、十六结。
与拓垦者所建的水利设施有关的地名
移民投下资金、人力拓出土地后，要做到旱涝保收，埤圳、陂塘、堰汴等水利设施的兴修是不可或缺的。“高雄路竹乡的三老爷陂、北领陂、新园陂，湖内乡的大湖陂，弥陀乡的乌树林塘，凤山县的赤山陂等，据说都是郑成功时代开凿的。类似以埤圳为名的地名在全岛更是多得不胜枚举。如埤子头、埤子脚、圳头、圳寮、大圳等等。
与拓荒者所建成防卫设施有关的地名
除了兴修水利以抗天灾外，拓垦者仍要应付各种“人祸”，即与原住民、其他祖籍的移民争夺土地资源，以武力为后盾来推进拓展土地。随着移民的拓垦深入到以丘陵、山地为主的中北部的南投、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的活动空间被日渐压缩。为了防止原住民侵扰聚落，拓垦者往往在临近山口的险要处构筑军事防备设施，设隘首，竖木栅，施围堵，划土沟，是故由南到北、由西而东，台湾各地皆留下许多和堡垒有关的地名。如恒春附近海岸的柴城，台南市的土城子、竹蒿厝，台中县的土牛沟，宜兰县的头堵、二堵、三围、四围，基隆附近的五堵、六堵、七堵、八堵、台北市的石牌（清代台府在汉番交界处所至的标志）。
与明郑成功政权的军事建制有关的地名
除了民间武力拓垦遗留下不少地名之外地人，明代郑成功守台时期大规模的军事拓垦亦造就了不少地名。郑成功驱逐荷兰人之后，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需，巩固抗清基地，而实行了屯兵于农的屯田制度。“当时屯田处多达40余处，而以盐水港地方最密集，凤山地方次之，台南市近郊因水利佳处，早为移民所垦成故极少。”当年郑氏的军事建制有不少就蜕变成地方的名称。如新营、旧营营、五军营、营盘边、营盘坑、本营、将军、左镇、二镇、果毅（以上在台南以北）；营前、营后、左营、右冲、前锋、后劲、后协、援剿中（以上下班在台南以南）。此外，由于郑氏将从荷兰人手中接受过来的王田改名为官田，“直到现在，台南县纵贯公路弯，犹保留有叫‘官田’的地方。”
与最初的拓垦面积有关的地名
台湾土地丈量一直以甲为单位，当时的拓垦成果也就比较廓清，沿袭久之亦成为地名。在历史上台北附近就有六甲、九甲、十二甲等地名，台南县有三甲、六甲、十三甲、三十五甲，凤山地区内亦有五甲之地名。又因五甲相当于一张犁的面积，故台北市有三张犁、六张犁，台中市有四张犁，高雄县有八张犁、十张犁之名。
与拓垦聚落变迁有关的地名
移民在最初开拓的土地落居后，往往会不断地拓垦扩大聚落，加上不同族群相互争夺土地资源而分类械斗的影响，都导致了不少聚落的兴衰变迁，于是针对新旧地名称呼就又有新店、新社、新港、新厝以及旧街、老街、旧港等名称。
与政治教化有关的地名
随着土地的大片开发，最初的小聚落日渐繁多，统治者亦随之设置行政区划加以管理，命名往往带有政治教化色彩。例如郑氏来台后，首都命名为东宁，设承天府和天兴、万年两县，并在初开拓的区域划分“里”，取长兴、嘉祥、仁德、仁和、仁寿、归仁、新昌、维新、永康、永定、新化、善化等地名，光绪初年新设恒春县的同时，也起了宣化、仁寿、至厚、德和、永晋、泰庆、咸昌、治平等具有浓厚儒家教化色彩的地名。至若彰化，原名半线，本为“番”社，于1722年置县，为了“彰显王化”，乃由官方所命名。嘉义原名诸罗，1786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军民合力抗拒林爽文起义，清廷为“嘉许其忠义”，而赐此名。
与纪念开基先人和乡贤名宦有关的地名
为了纪念、表彰拓垦斯地的先人，当地的乡贤名宦，京产生了不少人物式地名。如南投县的林圯埔（郑氏部将）、国姓乡，台南县的林凤营（郑氏部将）、将军乡（施琅将军官庄所在地）、台南市的本渊寮开发始祖黄本渊、苏澳垦首苏士尾、吴金城垦首吴金、阿公店（拓垦初一老翁在此搭草寮开店）等。
地名胜古迹是历史文化的缩影。从上述台湾地名溯源中，我们可以明确地了解到这样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台湾历史就是一部华夏民族在台湾岛上的开发史。400年来，一批批的华夏族先民渡海来台，披荆斩棘，开山拓土，化荒芜为沃壤，在岛上落居生息下来，其经营建设台湾的历史遗迹不少就演化为地名而相传下来。从这些遍布全岛的地名所表现的含义、精神，不仅可窥当时移民拓垦的措施、方向和过程，亦足以明了移民对祖国大陆的认同与依恋。台湾人与大陆人源自同一祖先，台湾是来台湾省的大陆移民工胼手胝足、流血挥汗经营开发的，两岸之间有着相濡以沫、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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