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日报》28日发表社论说,美债危机预警台湾,应及早建立一套债务管理及预警机制,在财政风暴来临前预为防范,不要等到掉进泥淖,才后悔莫及。
文章摘编如下:
欧洲债务风暴暂缓,美国债上限协商则进入关键的掀牌时刻,相信“政府”相关部门已有应变计划。美债危机对台湾的影响,最受关注的是持有者面临价值减损及违约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震荡、经济衰退;但还有一层被忽略的意义是预警台湾,因为三年后,“政府”也可能与美国一样濒临“国债”上限,面临举债困境。与其到时候争辩该不该调高上限,不如现在就以欧美为鉴,及早建立一套债务管理及预警机制,在财政风暴来临前预为防范,不要等到掉进泥淖,才后悔莫及。
目前台湾债务的最大问题,就是不知其实况;包括实际的负债规模、是否过大、继续大量举债会否危及财政永续等,多年来“政府”与民间全无交集,而且各说各话。现行规范“政府”债务唯一的标准只有公共债务法,藉由每年流量与历年累积存量的举债限制,控制“政府”债务成长幅度。换句话说,公债法的功能,仅止于干预债务成长的速度,对于“政府”何时可举债、何时该减债,无法提供足够的判断。
公共债务法的举债限制,与欧盟1992年马斯垂克条约、1997年成长与稳定协议,要求会员国控制财政赤字与债务在国民生产毛额(GNP)的3%及6%做法极为相似。然而,除非政府坚守财政纪律,或对财政危机的警觉性极高,光靠单一比率债务上限无法制约举债,更难确保财政不失控,否则,也就不会爆发灾情如此严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了。
台湾财政恶化始于1990年,当年当局长期债务余额尚不到2,000亿元,仅占GDP4.7%;20年后,当局债务余额达到4.92兆元,占GDP比重将近35%。债务在20年内暴增23.6倍,凸显增速之快,距举债上限也仅剩6,500亿元空间,如依近十年平均每年举债2,800亿元估算,不到三年就用完。由此可见,20年来“政府”的举债态度过于轻率与僵化,以致不论台湾财政状况是好是坏,债务曲线都是只升不降。
在此情况下,一套可随“政府”财政变化,适时弹性调整债务决策的预警机制,就显得愈来愈重要;而且,全球金融海啸之后,为因应经济衰退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已留给各国难以善了的巨额债务,此时此际全球都面临财政永续的考验,不只减债,更要减赤,也更需要客观的财政趋势监控系统,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尤其,全球经济情势进入多变期,“政府”的举债策略已非传统只重债务成本,必须进阶至风险意识的管理,预警制度正可协助其检测财政的弱点。“财政部”曾在二年前动念仿照“经建会”的景气对策信号,建置可检视财政体质与债务合宜水位的“财政灯号”,定期为台湾财政进行健检及提出预警,但迄今没有进展。
财政预警系统成败的关键之一是慎选指标,须涵盖足以反映总体经济情势与稳定财政的示警能力;最基本的指标包括在债务占GDP比重逼近上限前,先预设警戒线,例如当局或地方债务达债限90%时,除非提出减债计划,否则不准再举债。关键之二是执行纪律,因而财政预警机制应提升到立法位阶,让所有关于举债的口水争执画下句点。例如当财政监控趋势显示债务进入警戒区,执政者即须推动可强化财政体质的政策,包括以改革税制取代缺乏还债财源规划的举债决定。
举债并非绝对坏事,运用得当即是高明的财务操作,可创造资产并带动经济发展;运用失当,不只败坏财政,更将债留子孙,祸遗数代。财政预警机制可以客观扮演煞车与油门的角色,承平时期提醒“政府”多还点债;经济出现重大变故时,也不致病急乱投医,盲目举债。跨出这一步,管控债务才能摆脱胡涂烂帐的灾难。
[责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