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正利用“修法”重拾“反中牌”，对台湾真的好吗？

　　民进党占多数的台湾“立法院”临时会日前三读通过“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将网际空间纳入安全范畴，并大幅提高“共谍罪“的刑度与罚金。这样的作法不仅显示民进党当局将加强箝制言论，其实也无异变相操弄”恐中牌“与”反中牌“。

　　按照新修正的台湾所谓“国安法“，人民不得为外国、大陆地区、香港、澳门、境外敌对势力等，提供协助，包括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或发展组织；泄露、交付或传递，以刺探或收集关于公务秘密的文书、图画、影像、消息、物品或电磁纪录；同时将网际空间也纳入安全维护范围。

　　就事论事，安全当然应该重视，对于有害的间谍也确实需要加强防范。不过，这次的“修法”有高度的针对性，完全是冲着中国大陆。举例来说，“国安法”原本规范不得为外国、大陆地区人士刺探、交付、传递应秘密文书、图画或发展组织，外国人与大陆人基本上是一体适用，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一百万元（新台币，下同）以下罚金；“修法”之后，与外国，例如美国人或日本发展组织，刑度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得并科三千万元以下罚金；而与大陆地区人民发展组织，刑度则变为七年以上，得并科五千万元以上一亿元以下罚金，试问，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

　　另外，修法后针对“共谍发展组织”的定义，包括发起、资助、主持、操纵、指挥等等，所谓“提供协助”，究竟如何判定？什么程度才叫危害安全？并未明确规定，形同给行政机关无限的自由裁量空间；网际空间纳入国安范围，亦复如此，因为网际空间概念模糊，而且过去并无类似案例，未来如何解释？如何“执法”？都不免有争议；学者之所以批评“打击网络假新闻是幌子，不惜限制言论自由也要维护政权才是真正目的”，其原因正在于此。

　　说穿了，民进党当局之所以频频“修法”设限，主要就是把中国大陆塑造为“对台湾最大的威胁”，从而加重民众对中国大陆的恐惧与反感。民进党觉得在选战中打“恐中牌”与“反中牌”有利。然而，这样对台湾真的好吗？

　　按照西方政治学者的说法，如果恐惧感足够强大，可以改变先前的政党认同；如果让选民感到核心受到威胁，效果更好。九一一事件之后，2002与2004年共和党胜选，都跟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有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毫无疑问，恐惧是最简单的情感诉求，只要把对手和恐惧绑在一起，加重选民的恐慌和不确定感，就很容易增加选民对本身的认同。尤其是政绩不彰、缺乏凝聚人民的能力时，恐惧感往往就成为政党操纵民意最有效的王牌。从这个角度看，民进党打“恐中牌”与“反中牌”，似乎抓住了选民的心理，就选战策略讲，不能不说是一大利器。然而，冷静思考，这样的作法不只是短多长空，甚至是饮鸩止渴。

　　首先，两岸之间固然并未统一，但血脉相连、同文同种，台湾不可能跟大陆彻底断绝关系；鼓动人民对大陆恐惧，等于把台湾自我封锁，让机会流失。其次，两岸实力相差悬殊，台湾跟大陆较劲的本钱越来越少，蓄意把大陆妖魔化，制造人民恐惧，并不能使台湾壮大，徒然使相互敌意增加。再者，尽管两岸官方不相往来，但民间交流持续不断，更何况大陆对台的优惠政策陆续推出，使得民进党的“恐中牌”与“反中牌”，不但边际效益逐年递减，正当性与说服力也越来越薄弱。

　　更重要的是，选民也许会因恐惧被欺瞒于一时，却无法永远被欺骗。二十多年来，每到大选，民进党就必打“恐中牌”与“反中牌”，但有时候赢，有时候输，可见操弄“恐中牌”与“反中牌”并不是万灵丹，政绩才是硬道理。有鉴于此，民进党再怎么机关算尽，最后也会是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