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发生气爆事件后将近1个月，各界支持逐渐自灾区撤离时，灾民们在街头自动出现了红布条和白布条“对峙”的场景。红布条写的包括“台积电我爱你”、“感谢、感谢，再感谢！”以及“有你们真好！”等，白布条写的是灾民“无法生活”、“无法营业”，还有“地基淘空”等字样。这些现象，很明显地烘托出当地灾民对于台积电直接协助的感恩，与对高市府救灾迟缓的不满。
对此，台湾《工商时报》5日社论指出，灾后救助和灾后重建工作，政府效率低于民间组织屡见不鲜。早年在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台当局方面曾迅速立法通过《灾害防救法》及《重建特别条例》，当时的台湾“卫生署”亦委托成立“紧急医疗救护队”，算是亡羊补牢之举。有了相关法律作为依据，有了紧急处置所需人力与物力安排，何以政府部门仍然效率不彰，与民间部门有天壤之别，而导致前述的“红白对抗”？
社会上普遍存在一个迷思，以为政府部门效率不彰是因为相关法规不足，为此政府及“立法”部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遇到灾变就订定“灾害防救法”及“重建特别条例”；要发展经济就订定“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有趣的是，订定这些法规的重要精神在于松绑现有其他法令的限制，藉以提高救灾、重建、经济自由化的效能。
以增订法规来松绑法规，看似不合逻辑，却彰显政府部门效能不彰的真正原因，在于现有法令太多，相互纠结绑手绑脚，只好频频订定新法来解除现行法令的桎梏。此外，当局法令本身自相矛盾之处，亦所在多有。例如“公营事业管理法”第4条：“公营事业应依照企业方式经营，以事业养事业，以事业发展事业，并力求有盈无亏，增加收入。但专供示范或经政府特别指定之事业，不在此限。”却又在第14条规定“公营事业应撙节开支，其人员待遇及福利，应由‘行政院’规定标准，不得为标准以外之开支。”以三流待遇要延揽一流人才，实在近乎缘木求鱼，根本不让公营事业“依照企业方式经营”。
反观台积电志工令人感动的服务，首先是企业高层抓对方向，灾变一开始就根据需要，直接提供服务而不是满腔热血地捐钱、捐物资，其次则对于灾变地区300米长的路段兴建5座便桥，纾解灾民“行”的紧急需求。相对于各界踊跃捐输金钱物资，台积电选择不同的方式，在当时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外界很容易误认被选为“高薪一百”指数第一名的公司，竟然吝于捐输；然而，从最近发生捐赠善款分配被质疑有选举目的，以及救灾开始的前几日曾发生捐输食物过多，导致届期之过剩食物必须销毁等现象来看，台积电在一开始就做对了。
台积电还有另一个优势是政府机关始终做不到的，此即台积电派出2，000人次的志工。以台积电的高薪资而言，撇下高科技事业的赚钱工作不做，来与高雄市民一起在大雨、烈日下埋头苦干，无论对公司或对志工而言，都是极高的机会成本，决策层级据闻是张忠谋董事长，甚至是他亲自视察灾区后立即做成的决定。只有民营企业才能够不陷入公文层层核转的泥淖中，也只有民营企业才不需要为公文流程与决策先开几个会。民营企业强调“做对的事”（do right things），政府体系讲究“把事情做对”（do thing s right），亦即程序要完美无缺，因为未来若有任何质疑，程序对才是保命符。
民营企业还有执行具弹性的优势，只要符合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内部规章可以弹性解释、快速修订；而政府体系则不只自家规章管自己，许多其他的规章也管到自己，例如：“行政院”公共工程会主管的“政府采购法”，其适用范围包含所有行政机关、公营事业，甚至公立大学及研究机构。只要在一定金额以上的采购都受到限制，甚至对“采购”的定义从宽规范，让许多机关动辄得咎。最近还发生因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部分条文修正案通过，警察因不得任意调阅手机通联纪录，对于民众捡到手机送交警察机关，无法调阅手机通联纪录查询失主，导致无主手机堆满桌。类似的情况，就“个人资料保护法”来看，也有相近的无远弗届威力。
公部门体系内的法令纠结、相互捆绑，导致政府部门各首长们大都徒呼负负，若要让政府施政有效率，先决条件应是法规松绑；否则即使“CEO治国”，可能只让CEO们陷在法案纠结的八卦阵中，英雄气短，壮志难酬。从这次高雄气爆事后救灾的表现，更让我们看到民营事业体系与政府体系运作上的差别。如若不然，明知年底选举将至，高雄市政府还会笨到眼睁睁让民众拉白布条抗争而无动于衷。
[责任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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