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和江丙坤谁才构成杀人罪？

　　台湾《联合报》17日发表社论，向社会大众提问：陈菊在高雄气爆案是否构成杀人罪？文章摘录如下：

　　在高雄气爆事件中，陈菊是否应为惨重的死伤受到杀人罪的追诉？如果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唐突、甚至荒谬的话，表示你认为“杀人罪”应持比较严谨的定义，对行政首长职权的界线也有一定保留，认为在行政事务上应该讲究分层负责，不能无限上纲。

　　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点也不荒谬，也毫不唐突。我们之所以提出这项疑问，主要是要藉此来凸显另一事件的荒谬。试想，在一桩造成卅死、三百余伤的惨重公共安全事件中，对理当负责的陈菊，如果要依杀人罪将她起诉，都嫌过当；那么，“行政院长”江宜桦只不过下令驱离占领“行政院”的群众，却遭台北地院列为“杀人罪”被告并遭到传唤讯问，那会是个适当的罪名吗？

　　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两个事件的性质和异同。气爆灾难是严重的公安意外，高雄市政府平日对地下管线疏于管理及掌控，在处理气体外泄事故时缺乏专业判断，既未迅速控制灾情，又未及时疏散居民、管制交通，以致打火弟兄及无辜市民惨遭冤死，都有行政疏失之责。陈菊仅让四名局长以上人员辞职扛下责任，其实她自己的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也不轻，连绿营内部都有人觉得她应该下台负起责任。

　　相对的，三月的反服贸占领“行政院”行动，“阁揆”下令排除占领，是维持社会秩序及政府正常运作之必要作为。在过程中，因警方与民众的拉扯推挤造成一百多人受伤，其中六十多人为警察；其间，查出有六名警员动用警棍打人，那毕竟只是少数，并非首长下令警员打人。这场排除民众占领官署的维安行动，在明知无人身受重大伤害的情况下，绿营律师却恶意利用诉讼战略，向江丙坤及相关警政分局长提出“杀人罪”之诉；而法院亦不分青红皂白，迅即将“阁揆”等人传唤到庭，创下司法干扰行政权的恶例。

　　两相对照，高雄市政府因“不作为”导致民众重大伤亡，却完全不受杀人罪之诉；相形之下，“行政院”依法行政“积极作为”维护秩序，却仅因现场严重推挤有人轻伤即被控杀人。怠忽职务不作为者无罪，依法作为之官员反而杀人罪缠身；两者间的价值错乱、责任及后果之背道而驰，完全失去了法理及比例，岂不令人瞠目结舌？

　　事实上，在“行政院”的驱离行动中，若特定警员执行公权力时心存打人之恶意，以显不相称的粗暴手段对待民众，从警民双方的搜证录影，不难比对出这些施暴者的身影，并追诉其行政或刑事责任。然而，绿营律师舍此不为，却刻意渲染、恶意上纲，将责任上纲为“行政院长杀人”；此举，分明是利用司法来绞杀行政的操作。然而，地院法官竟也配合行事，承审法官林呈樵仅为试署法官，却不顾“杀人罪”依刑事诉讼法应该召开“合议庭”的规定，不顾类似案件实务上“不传讯显然无关者”之惯例，一意孤行只手传唤“阁揆”及警政首长到案讯问，这是个人英雄主义作风作祟，还是政治立场所致？更令人错愕的是，江丙坤对这样的安排竟不公开说明或驳斥，反称“尊重司法”谦卑站上被告席；这不仅是自甘受辱，也贬抑了行政公权力的尊严。

　　高雄气爆事件发生后，有一名律师洪条根具状到高雄地检署提告，控告陈菊废弛职务酿成灾害，涉及“渎职罪”。洪根条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清楚，但他自称是以个人名义对陈菊提告；而在驱离占领案中，以顾立雄为首的律师团则明显亲绿，其实也是律师团主动搜寻受伤民众并假藉其名义向法院提起“自诉”。前者告陈菊“渎职”，至少是在法理皆可理解的范围；而后者告江丙坤“杀人未遂”，则分明是欲加之罪，企图利用司法程序来诋毁马当局形象，并藉此羁绊行政部门的作为；可悲的是，执政党竟毫不抵抗，还温文恭敬地领受对方的唾沫。

　　本报日前社论曾形容，目前台湾民主政治的失败方程式，是“刻薄”的在野党与“怯懦”的执政党的对阵：一方冷酷厮杀、嗜血无餍，一方庸懦畏怯，步步退让，这又是一典型案例。尤其，近两年，在野党屡屡滥用司法战术来干扰执政党的作为，且不断得逞，已弄到司法界线与“宪政”权责紊乱的地步，这是更让人忧心之处。

　　面对舆论指责，陈菊傲然以对；而江丙坤面对“杀人罪”之诉，却无力为公权力辩护。这样的朝野竞争，谈什么理性？有什么衡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