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26日发表社论说,台当局应对这次学生“反服贸”抗争,行动显得迟缓而消极,台当局“行政院长”江宜桦和马英九先后发表公开谈话,却顾忌着学生的愤怒和不满,无法提出强有力的主张。其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台当局一直未能将社会上支持服贸的沉默力量当成后盾,却让自己的神经被学生掐在手里。
社论说,“人民”是一个吊诡的概念,尤其在媒体的放大效应下,几千个街头走动的群众,有时竟显得胜过几百万个被当成“背景值”的无名氏。但这样的呈现究竟是真相,还是幻影?以服贸协议为例,反对者当然有权选择他们想要的方式来表达不满;事实上,去年6月服贸送审后,这类声音从来不曾断过。然而,支持服贸协议的人呢,他们在学生高呼“人民反对服贸”的声浪里,他们却被化为乌有了。
社论说,大家注意到马英九的政治人格中有一项特质:他对反对者的关注,往往远超过对支持者的关注。然而,公共政策的影响涵盖每一个民众,当占领“立法院”的学生抢夺了发言“霸权”,把自己包裹成“全民”(national-popular)的代言人,从而垄断了舞台;马英九和江宜桦面对此一情势,心里可曾想过那些支持服贸、支持台当局两岸政策的人?
试想,那天江宜桦走进“立法院”示威学生中间时,他若说出:“你们在这里每一个反服贸的人,在社会上就有两个(或更多)支持服贸的人。”这种说法不是很有力吗?他不就能把支持服贸的社会力量拉进来当成自己的凭借吗?
民间反对者对台当局决策发动挑战,原是民主的日常课题。而反对者为了强化诉求的正当性,往往会把自己化身为某种具有高度道德正当性的身分,例如“妈妈反核能”、“学生反服贸”。这种手法固显牵强,却不难理解;因为从道德制高点出发,能反映主事者希望传播的价值,并触动社会的认同感。
某些议题由于是非分明,牵涉的价值争论较低,社会共识比较容易凝聚。例如洪仲丘事件,民间团体以“公民”身分集结抗议,迅速收拢了社会上对于军中不当管教的谴责,迫使台当局做出改革。但有些争议牵涉的利害较不明确,或因技术或专业问题而变得复杂,即很难找到简单的共识,服贸和核电即属此类。这类议题,意见对立的不仅是民间异议者与台当局,即使在人民之间,也存在很不同的想法。
然而,在台湾的核电与服贸争议中,民间的意见差异几乎无法呈现。由于反核与反服贸协议的团体声音宏亮,组织健全,行动力强,他们几乎左右了整个社会的议题思考。这些团体动辄以“人民”自居,垄断了社会的发言,也排挤了其他人的声音。
马英九与江宜桦都是学者气味太重的人,对于“人民”的多样性缺乏了解,也就缺少一种“民粹想象”。也因此,他们面对民间的挑战者,几乎一无疑问地接受对方以全称出现的“人民”身分,任由挑战者界定议题,台当局则绞尽脑汁作答。于是,一种虚矫的“官民对峙”,就在少数民间反对者与台当局的“合谋”之下成形。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许多沉默公民的声音就被抹煞;他们对核电及服贸可能是高度支持的,或并无强烈异议反对,却被反对者夺取了发言权,台当局也不重视他们的支持。亦即,由于反对者的夺目声势与高亢言行,加上台当局与反对者一搭一唱垄断了发声平台,这个社会里很多人的“人民”的身分其实是被漠视了。
文章指出,政治人物的责任,是要经由组织与代言,把民间不同的意见汇整成具有公共意义的民意,经民主过程的检验与讨论,最后形成公共政策。马英九的“领导力”薄弱,在这里最为明显,因为他易于向一方倾倒,这是法匠的通病,也是他必须调整的领导思维。
服贸争议引发学生占领台当局机关,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绝不能当成行政层次的事务处理。马英九、江宜桦必须懂得召唤“沉默的多数”,正视他们的愿望,为他们发出声音,这股沉默力量才能成为台当局处理危机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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