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汪辜会谈”是两岸一笔厚重的资产

　　今年的4月27日至29日，是汪辜会谈20周年纪念日。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星17日在华广网刊文表示，“汪辜会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展开，其在处理两岸问题上展现出的智慧以及经验对今天我们处理两岸关系来说仍是一笔厚重的资产。虽已过去20年，但是其留下的理论资源对未来我们处理两岸关系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全文内容如下：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经过紧张筹备，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汪辜会谈”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这次会谈既意味着两岸协商层级的提高和协商层次的拓展，更重要者在于，这次会谈形成的一些重要共识，如“一个中国”原则等，成为此后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性框架。关于“汪辜会谈”的意义，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勿须再作赘言。“汪辜会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展开，其在处理两岸问题上展现出的智慧以及经验对今天我们处理两岸关系来说仍是一笔厚重的资产。

　　“汪辜会谈”的举办是两岸交流与交往日益密切的自然结果，事实上也是两岸双方不断排除分歧并寻求合作的过程。如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汪辜会谈”能够举办有一个关键性前提，即双方对“一个中国”的具体内涵虽然有认知上的分歧，但是对“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却有共同的体认。双方在会谈的准备过程中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共同认知，成为两岸协商得以展开的基石。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针对交流与交往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功能性协商，成为两岸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模式共同解决民众关心问题的典型个案。这也说明，只要两岸均抱持解决问题的诚意与善意，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和能力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汪辜会谈”本身既是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其内蕴的理论意涵对两岸关系未来走向又具有启发性。从这次会谈可以看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一直依循的路径是“民间推动再倒逼公权力跟进”的模式。这一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岸间的政治对立长期存在。如果进行粗略的划分，两岸关系可以划分为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基本层次。1979年以前，这两个基本层次是一致的，即两岸在经济上是隔绝的，而政治上则是高度对抗的。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两岸经济交流的扩大与两岸经济合作的增加事实上造成了两岸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背离，从而增加了两岸关系各个层面和亚结构之间的内在张力。在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两岸经济交流交往与民间的交流成为不断冲击政治关系的内生力量。具体而言，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政策以适应两岸关系的发展，诸如两岸人员交流的逐步放开、放松对大陆投资的诸多限制等，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民间推动倒逼公权力跟进”的模式也意味着两岸协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联系的加强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不太可能出现疾风骤雨式的突变。但是经济关系联结的紧密和交流交往的不断增加则会以量变的形式最终导致两岸政治关系的质变。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调整其实是两岸关系发展推动下的被动产物，是面对两岸关系不断向前推进的形势变化不得不适应的结果。在选民意见对台湾的政治生态产生越来越强影响的背景下，一旦两岸交流与合作成为大势所趋与民心所向，无论是台湾的政党还是政治人物，都必须迎合民众的这种需求，否则他们的生存空间会立即遭到压缩。

　　慎终追远，继往开来。“汪辜会谈”虽已过去20年，但是其留下的理论资源对未来我们处理两岸关系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今天的两岸关系基本发展模式与“汪辜会谈”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两岸之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是20年前的两岸关系不能比拟的，两岸交流的制度化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说起目前两岸的政治关系，虽与1979代以前单纯的两岸对抗关系有了相当大不同，但在基本结构方面与20年前却仍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如两岸的政治对立状态并没有彻底消除。可以想见的是，随着两岸交流与合作的扩大，两岸协商向政治领域扩张是必然的趋势，因为在两岸交流与交往过程中，功能性的协商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政治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先经后政”其实是“边经边政”。

　　就目前的两岸关系基本结构而言，如果两岸不能经过政治协商持续扩大共识并加强政治互信，两岸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始终会面临着不稳定的制度环境。易言之，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时常会面临因两岸政治上的纠结而产生大幅波动的风险。如果要解决这种不稳定状态，只有通过政治协商消除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背离状态来完成。易言之，两岸之间政治关系上出现的对立与合作兼有的复杂局面与两岸日益扩大的交流与合作之间的内在紧张日益显露出来，事实上已经成为两岸开展政治协商的强大推动力。因此，在“汪辜会谈”20周年之际，重温这次会谈中展现出的政治智慧，对我们未来更加有效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现实的意义。（陈星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