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Makiyo日籍友人殴伤出租车司机一案，引发各界批评。台湾真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吴景钦今日在台湾《旺报》刊文分析，最能描述整起过程的被害人，却在警方侦讯的第一时间，因深受重伤而躺于医院里，且在法律并未承认被害人的辩护权下，则不管是面对警方的侦讯，或是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声押或交保的审查时，皆只能从有律师协助的被告一方取得信息，不仅难实时掌握全貌，更凸显出不对等来。
全文摘编如下：
艺人Makiyo日籍友人殴伤出租车司机一案，相关人等于事后，先强硬、后软化的矛盾说法，引发各界批评，亟待北检介入侦查，以为真相厘清。而从案发后，犯嫌者能立即委请律师为辩护，并开记者会为声明，被害人却因受重伤于医院急救，致无法为相对应的反驳下，正凸显现行法对于犯罪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尤其是侦查阶段，显然有待加强。
向来于刑事诉程序所强调的辩护权保障乃以被告为核心，目的在防止检警机关以不正手段来取得被告的自白。依据“刑事诉讼法”，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只要受警察调查这个时点开始，即可选任律师为其辩护。且根据同法，只要被告选任辩护人，则在律师未到场前，侦查机关是不得为询问或讯问的，若违反此规定，因此所取得的自白也须被排除。
虽然有所谓侦查不公开的规定，但这是针对一般人，对当事人，即被告而言，基于程序保障，自无不公开之理，所以在“刑事诉讼法第二四五条第二项”，当检警机关在讯问或询问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不仅有权在场并得陈述意见。若再加以这几年，为了实时保障被告免受不当侦讯，法律扶助基金会与各律师公会，也已有“第一次陪同侦讯”与“轮值律师”制度的实施。凡此种种，皆可看出，台湾刑事诉讼条例中，关于被告辩护权的落实，虽不能说是完美，却已达国际人权保障的标准。
相对于被告的辩护权保障，关于被害人的程序保障却显得相当薄弱。台湾现行法规中，对于辩护权的保障仅限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此，在面对检警机关侦讯时，被害人并无请律师到场为协助之权利，顶多依据“刑事诉讼法”，委请代理人提出告诉，而借由此规定来委任律师到场。惟由于被害人是最直接的目击者，仍赋予检警机关于必要时，命其到场的权力。所以被害人接受侦讯时，仅能依据刑事诉讼法由家属或社工人员陪同在场，但此种协助，于心理的安抚远大于法律专业咨询。且根据同法，其在受讯问时，被告不仅可以在场，甚而可对其诘问，相对而言，被害人却无在被告受讯问，或者于审查羁押时的在场权，而使得这种落差更为加大。
所以就现行法规而言，法条虽无禁止被害人委任律师之权，却因“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承认此种辩护权，再加以现行法律扶助制度乃以被告为中心，则就无资力或弱势的被害人而言，此种委任权限帮助也有限。
被告与被害人间权利保障的差距，就活生生的反映在Makiyo事件里，因最能描述整起过程的被害人，却在警方侦讯的第一时间，因深受重伤而躺于医院里，且在法律并未承认被害人的辩护权下，则不管是面对警方的侦讯，或是检察官在决定是否声押或交保的审查时，皆只能从有律师协助的被告一方取得信息，不仅难实时掌握全貌，更凸显出不对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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