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任“经建会主委”刘忆如最近密集会晤台湾“中央银行”总裁彭淮南、“财政部长”李述德等“财金部会首长”,并就引导超额储蓄及庞大游资投入公共建设交换意见。刘忆如还倡议引进岛外“政府民间协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以将过剩资金导入爱台12项建设。台湾《经济日报》7日发表社论认为:在马当局财政日益困难下,刘忆如积极推动民间资金投入公共建设,方向固然正确,但其效果仍待观察。
社论摘录如下:
近年岛内投资不足及超额储蓄飙高,一直是台湾当局头疼的问题。依“行政院”主计处最新统计,去年岛内储蓄毛额达3.64兆元(新台币,下同),但岛内投资毛额仅2.18兆元,因而出现1.46兆元的超额储蓄,占“国民生产毛额(GNP)”比率达11.28%;今年民间投资从谷底回升,但岛内民众储蓄也增加,更一举突破4兆元大关,因而预估超额储蓄仅略降为1.28兆元,占GNP比重仍达9.42%的高水平。超额储蓄居高不下,导致岛内游资泛滥,依台湾“中央银行”统计,岛内累计有高达8.6兆元的闲置资金没有出路。是以,在过去一段时间,“财经首长”不时强调台湾超额储蓄很多,民间并不缺钱,缺少的是投资机会,因而台湾当局必须为民间创造投资机会,引导闲置资金投入到岛内建设。
从总体经济学原理分析,超额储蓄代表岛内民众储蓄超过投资的部分,在封闭经济体系内,超额储蓄若不能转化为有生产力的投资,就会出现岛内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乃至民众所得下降等问题。但是,在开放经济体系,内需不足及生产过剩问题可借由出口的扩大,以“出超”形式转化“超额储蓄”。所以,在岛内民众所得恒等式里,超额储蓄其实就等于出超;超额储蓄愈高,出超也愈大。在民进党执政8年间,岛内超额储蓄直线上升,出超亦持续扩大,并成为岛内经济成长的最大贡献来源。从这个角度看超额储蓄过高的问题,当然会有截然不同的诊断与处方。
追根究底,出超的持续扩大,主因是岛内需求不足,“中央银行”为维持经济成长,选择采取抑低新台币汇率政策,借以扩大出口,勉强维系经济成长的动能。而为压低新台币汇率,“央行”长期在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出新台币,因而造成岛内游资泛滥及利率长期偏低。这些资金很大一部分并非真正的过剩资金,而是“央行”双率政策造成的结果。是以,现在台湾当局若要减少超额储蓄,首要之务当然是扩大内需,包括促进消费、增加投资及扩大公共建设等;但“央行”的汇率及利率政策若不能同步进行检讨调整,还是解决不了庞大的超额储蓄问题。
要鼓励民间将超额储蓄及过剩资金转化为投资,如果投资标的仍是以出口为主的产业,则因出口产能的扩大,对长期出超问题的根本解决,并无太大帮助。要对症下药,就须引导资金投资以内需为主的产业或公共建设,近来台湾当局积极推动服务业发展,若能有效落实,不仅有助于解决超额储蓄问题,也可提升岛内民众生活质量,减少因过于依赖出口导致长期资源运用扭曲的现象。
在台湾当局财政日益困难下,刘忆如积极推动民间资金投入公共建设,方向固然正确,但其效果仍待观察。一般而言,公共建设的特色就是投资规模庞大,但报酬率相对偏低且回收期长,因而民间投资意愿不高。过去台湾当局鼓励民间采取“BOT(民间兴建、营运后移转‘政府’)”模式,再配合中长期资金挹注,完成了台湾高速铁路、台北101大楼等举世闻名的案例。但是,“高铁BOT案”过程争议不断,明显反映出民间投入公共建设的严苛限制。刘提出“PPP”模式,从岛外经验显示,需要台湾当局与民间的高度互信、严谨的制度规范及有利的政治环境,而这等条件在岛内目前皆未完备,如何突破此一瓶颈,将是“PPP”模式能否在台湾成功复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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