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15日社论指出，这一次“内阁”总辞过后，马英九与刘兆玄的民调支持率皆明显回升，台北股市亦以大幅上涨以为庆祝，显示台湾人民大体对于“内阁”总辞负起水患救灾责任是给予肯定的。然由于在新“阁名”单底定之后第二天就恰逢陈水扁案一审宣判，舆论也就来不及对“内阁”改组一事多所析论。现在，随着扁案热潮消退，我们确实该对关系台湾未来发展的“内阁”重组做进一步的检视。
社论说，早在八八水患之前，坊间对于旧“内阁”成员的表现早就有或褒或贬的评价。有些“阁员”的民间评价不佳，而也在此次改组中顺势去职；有“阁员”民间评价颇差，但改组后意外获得留任。有些“阁员”坊间评价不差，甚至列为“阁员”的模范生，如前“教育部长”郑瑞城与前“经建会主委”陈添枝，他们都莫名其妙地走人。当然，大部分“阁员”表现不恶，都属于应该留任者。在前述四类“阁员”洗牌类型中最令民众不安的，应该是“该走的没走、不该走的却走了”这两类，属于标准的“反向选择”。政治上若出现反向选择，其实是极为糟糕的情境，值得警惕。
用白话文来说，反向选择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谓善者不来，当然是指人才的裹足不前；而所谓来者不善，又是指政治上那些尸位素餐、曲意承欢之辈误事误国。蒋经国之所以令许多台湾人怀念，是因为他任内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正是由孙运璇、李国鼎等能干“阁员”所打拼出来的。孙、李等人之所以愿意搏命奉献，一则是由于当年的“国会”不像今日之剽悍与粗鲁，二则是因为大老板授权明确，使得下属有清楚的打拼目标。良好的政治环境总能创造出这样一个能人志士“近悦远来”的情境，但是不好的政治环境就反而会造成人才的反向选择。
以“内阁”的财经模范生陈添枝为例，其去职返回台大教书就令人相当惋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好好一个教授不做，发神经去“内阁”做官？每天开不完的会、吃不完的油腻便当、睡不好的夜晚、按三餐挨“立法院”骂、难以坚持理想、令人戒慎恐惧的官场生态；最重要的是，卖命付出却难有成就的大环境。这样不成比例的“投入与产出”，是百分之百的折寿行业，理性与能干的经济学者一般而言是不会做的。台湾若没有吸引人才从政的外在条件，那么唯一能使人才投入的吸引力就只有“理想”二字。当不该走的人才纷纷离去时，就表示他们的理想逐渐幻灭，对主政者而言，这绝对是个警讯。
相反的，如果该走的没走，对人民而言那也是另一种挫折、另一种信心危机。过去一年，不论是立场偏蓝偏绿的媒体、财经专业的报纸、岛内的学者专家、岛外的信评机构，都一再对台湾当局的财政规划多所批评，认为公部门预算失衡、赤字严重，有极大的潜在信用危机。虽然最近公布的国际竞争力评比显示台湾的排名有所进步，但那主要是与马当局两岸松绑、产业管制逐渐开放有关，而与财政赤字全不相干。就实际政策而言，“财政部”施政慌乱与“国防部”的救灾表现不相上下，但结果却是陈肇敏下、李述德留。
社论最后说，这一次“内阁”改组，许多人对于若干“阁员”该走的没走、不该走的却走了感到挫折。但对情绪挫折还算事小，重要的是，民众也对于决定台湾财经政策的领导格局感到忧心。其实，对绝大多数人民而言，他们与“总统”或“阁员”等大官是没有什么交情的。谁上谁下、谁去谁留，都没有什么个人感情考虑，唯一有的，就只是那难以名状的“感觉”。这感觉虽说有些抽象，但在选举时却会转换为具体的选票。财经人才留不住，许多人感到失望。但是对马英九而言，也许更需要担心的是可能失去的“票”。要把台湾的财政拖垮，可能还得要两、三年的光阴，但要让人民对经济前景挫折失望，那却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责任编辑：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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