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任内，许诺在嘉义建了一个故宫南院，同时阉割了台中市成立古根汉分馆的计划。一来一往之间，本来故宫加古根汉分馆可以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如今却变成故宫要如何“一分为二”的问题。这个难题，孰令致之？
故宫成立南院之初，院长杜正胜宣称要发展为“亚洲博物馆”，继任的石守谦更强调要收藏“台湾文物”，表明对故宫中国文物不感兴趣。可惜，徒有言语不足以成事，再加上弊案多端，南院要在二○○八开馆的承诺不仅跳票，还背负两件建筑师和工程顾问公司的索赔官司。这个烫手山芋，绝非斗嘴鼓即能解决。
最近，故宫以试展参访人数不足为由，计划把南院转型为“花卉文化博物馆”，联合报日前发表“黑白集”指出，这只怕不是令人满意的选择。花了七、八十亿兴建的博物馆，若沦为庭园花卉喧宾夺主的展场，岂不证明台湾社会的文化素质果真贫乏？但是，当“亚洲博物馆”的目标曲高和寡，南院为避免沦为超级“蚊子馆”，若被迫走回故宫“分部”或“分身”的老路，不也是毫无新意可言？
《联合报》文章指出，该生气的，其实不只是嘉义人。故宫南院是典型选举政治催生的产物，政客竞相喊价，争相瓜分建设大饼。这个膨风的怪物今天如此棘手，若只以“失言风波”收场，那无异又捅了南院一刀。
嘉义大学史地系副教授吴昆财23日在《联合报》发表文章说，故宫南院因为从原本的亚洲文物馆，一变为西游记主题乐园，再变为花卉博物馆，惹来民进党以及嘉义县绿色执政的跳脚，指责是蓝营故意恶整，惩罚民进党执政的嘉义县。身为嘉义一员，笔者愿意放弃本位主义，略进一二言：故宫南院从头至尾都是错误的决策，根本是好大喜功的结果。
文章说，一个伟大的博物馆，绝对不可能是“独立屋”一栋，它必须配合周边相关有形的硬体建设与无形的文化底蕴，方能成就一个可大可久的博物馆园区。但环视故宫南院完全缺乏有形与无形条件的配合。试想在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大县，如何吸引老农们常到南院一游？又如何吸引外来游客到此一游，仅是要看几件亚洲文物？
全世界四大博物馆，除了台湾搞南院之外，试问大英博物馆、罗浮宫等有任何分馆？努力经营本馆犹恐力有未逮，怎还有余力分心照顾其他分馆？他们就是害怕犯了兵家大忌，倍多力分，反而坏了大事。反观台湾却不自量力，兴之所至随意建博物馆分院。试想南院设立，东部居民也可要求比照办理，故宫东院也是指日可待。再来，则是澎湖的故宫“离院”，也插上一脚。如此一来，将伊于胡底？
据估计，台北故宫内藏文物为四千亿至七千亿美元，台湾搞了六十年的经济建设，至今累积的外汇存底不过约三千亿美元。试问，一旦南院盖成，得用多少银子才能收藏一些像样的亚洲文物？总不能尽是放一些牛车、锅碗瓢盆吧！
那些大声疾呼建南院的朋友们与嘉义县长，试着扪心自问，近在眼前的台北故宫，究竟从出生至今，有过几回观赏？说穿了，欲建南院就是本位主义与好大喜功。
文章说，朝令错，夕改又何妨？亡羊补牢，回头是岸。民进党好大喜功，错误的决策，国民党千万不可一错再错，不可媚俗，概括承受。否则故宫南院不但将是另一座蚊子馆，也将犹如隋炀帝的“离宫”一样，永为人民咒骂。
[责任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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