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要当有钱人，因为有钱人要买什么都有”，这是个才过十五岁的台湾小男孩写在周记里的志向，可惜的是，这个小男孩，永远没有机会长大了，他烧炭自杀了了……
中时电子报主笔黄创夏9月28日发表文章说，这个志向，除了结局迥然不同外，是多让人熟悉啊！让人想到了一九九四年选举前半年，那位“三级贫户”之子，不也是透过故事、小册子和歌曲，告诉选民他的奋斗史吗，他告诉选民，他从小看到父母的艰苦，他因此立志苦读，拚奖学金，积极努力，渴望有朝一日翻了身，摆脱贫穷，改善人生吗……
这个人，众所皆知，他的名字正叫做陈水扁，四十年前的陈水扁，虽然贫苦艰难，但是，社会大环境也是一穷二白，但是，他没有放弃希望，他的母亲陈李慎也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从来就没有选择自杀，梦想也成真了。
除了这家人的主观上坚毅不拔外，他们身处的环境，应该也可了他们翻身的可能机会。在那个时代里，尽管许多人还要穿面粉袋改制内衣裤，蕃薯签配稀饭果腹，但整个大时代中，整个台湾社会中，都有一种信心：“明天会更好”，咬紧牙关拚落去，总有一日，我一定会成功。
这种信心，曾经是多么感人的励志故事，陈水扁翻身的故事，曾给了多少困顿中挣扎的人民感动与鼓舞，可是，当这个三级贫户翻身了，在他领航之下的台湾社会，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选择了到另一个世界找解脱。
四十年后的故事是，虽然同样有早熟且有志向的孩子，他却没有机会翻身了，中秋夜人团圆，居住在台中的三十七岁的黄姓妇人一家三口，却选择了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团圆了。
二十六日的媒体报导，黄姓妇人是被睡在另间房间的丈夫发现已经烧炭身亡时，她的双脚还放在火炉上被烧焦，现场还留有安眠药的空药包，检警因此怀疑她吃下安眠药再烧炭，早已失去知觉才会如此。至于她十五岁的长子和三岁次女是否曾被喂食药物，检方仍将进一步查明。
黄妇的长子班导师在事发后说，他的学业中等、很热心，因为家庭环境欠佳，曾在周记中吐露“长大后要当有钱人，因为有钱人要买什么都有”，媒体刊登了字迹会整齐，文笔算流畅的周记翻拍照片，看了这条新闻，让人心海翻腾，无限感伤。
自杀行为的社会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涂尔干于一八九七年完成“自杀论”的一书中，运用大量的统计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欧洲各种社会阶级的自杀率，并从中说明社会力量的强制力。他认为自杀行为不能单独以精神病、种族、模仿或其他个人因素、个人动机来说明。人为社会的动物，完全整合于社会群体当中，然而，社群结合的性质，不仅决定了个人自杀的类型，亦决定了个人自杀的动机。
其中，在涂尔干归结的自杀类型中，有一种“失调型自杀(Anomic suicide)”，特别让人在现在重读时，领会特别深。社会学宗师涂尔干在他重要着作《自杀论》里特别讨论失调的自杀：这类自杀行为可能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产生某些突然变化而导致。诱因可以与一连串的丧失有关，例如：失去工作、亲人、遭遇巨变而带来的孤独、社交的隔离等。
涂尔干说明，譬如说经济大恐慌，或者经济过度繁荣，都会导致社会原来的行为准则的突然消失，而产生比较集体性的“自杀潮”的现象。这不就正和台湾过去这两三年自杀现象不断地出现一样，社会原有的规范秩序，脱轨失序，个人无所适从，导致自杀率的不断增加，这种探讨，应不是推给政党恶斗就能卸责吧，从学理根据上来看，这该是用一个社会事实来解释另外一个社会事实，用失调来解释自杀率上升的原因之一，应该是有根有据吧。
如果，根源是大环境使然为重要因素的话，光是宗教与道德的诉求有用吗？个人的力量何等微薄啊！多想两分钟，多看世界两眼，如果是更乱、更脱序、更灭绝希望，想越多分钟，恐怕是绝望感的再扩大。
让大环境更有希望，需要资源、需要整合群体智慧，当然是当局的无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是执政者的天职，不然人民纳税干吗？干吗要给执政者这么多权力与尊贵。但是，那位四十年前立志向上的小男孩，看看他正带领那一群有权有势的徒众在玩什么游戏啊！“正名”、“制宪”、批中抗美、权位争夺……此情此景，能有几个人还有信心去相信：明天会更好。
一个假设性的念头不断在脑海盘旋：如果四十年前，那户住在台南乡下的贫苦陈氏母子，是活在当下的话，尽管十来岁的陈小弟也有“长大后要当有钱人，因为有钱人要买什么都有”的志向的话，但是，他有没有机会长大后，得以高唱“春天的花蕊”，鼓舞人民“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呢？
[责任编辑：李杰]
京ICP证130248号京公网安备11010200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