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晓普(Julie Bishop)对亚洲忧心忡忡。她担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新兴经济体的工人太多，而他们所追逐的别处的消费者太少。
她还担心战略竞争愈演愈烈，因为地区大国谋求扩大其势力范围及保护其日益增长的利益。
但幸运的是，她认为自己对这些问题已有解决之道，她周一晚(Monday night)想要在新加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 )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对此加以解释。
她的演讲不算匠心独具，但在她筹划政府新外交政策白皮书之际，从中可一窥我们的外长对世界以及澳大利亚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
我们也许可称之为毕晓普主义(Bishop doctrine)——即她应对亚洲新出现的所有这些经济和战略竞争的办法。
本周她阐明了三大要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的权力和民主。看起来，这些是她认为澳大利亚外交政策赖以建立的基础。
我们当中鲜有人怀疑这些本身是好的：谁不想要一个有美国权力维护规则、全是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的地区呢？问题是，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这种亚洲未来模式会行之有效。
不妨先说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个概念从去年的《国防白皮书》(Defence White Paper)首次出现以来，在堪培拉的外交政策声明(pronouncements)中尤显突出。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谈论的是什么规则？
谁来制定规则，谁有资格执行规则？谈论一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假定了国际关系能像国内政治一样运行，有一个明确的权威((clear authority))来制定和执行规则——这一点越看越清楚。
但在国际关系中，谁会是那个权威呢？有时候，人们会想联合国或许能充当该角色，但现在没人把这当真了。澳大利亚本身，特别是在联盟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s)执政之下，非常愿意在觉得适合我们的时候违抗联合国。比如，还记得入侵伊拉克吗？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当毕晓普讲到“基于规则的秩序”时，她其实指的是由美国制定和执行规则的秩序。
那是在亚洲存在几十年的秩序，对我们和地区其他国家来说确实很有效。但是，认为它将来还会行之有效，只能是怀旧(nostalgia)，不是政策制定。
再看毕晓普主义的第二点：相信美国压倒性的权力。毕晓普女士大胆断言，“若要和平与繁荣继续，美国作为印度-太平洋地区不可缺少的战略力量(strategic power)，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
她相信，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能保障亚洲的未来稳定，她的这一信念是以美国有实力和意愿提供这种领导作用为支撑的。
她对美国权力的看法十分明显。“它是在亚洲和全世界都具有一定优势的超群全球战略力量，”她在新加坡表示。
以前当然确实如此，但现在不了。按购买力平价(PPP terms)算，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以市场汇率算(MER terms)也很快将超过美国。
这不仅赋予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还有实实在在的外交分量——堪培拉小心留意北京的举动就非常明显地说明这一点。而且，中国海上力量的不断增强，已经在有效削弱美国向东亚战区(East Asian theatre)投送军力的能力。
因此，毕晓普主义似乎拒绝承认(stuck in denial)亚洲战略态势(strategic situation)几十年里的最重要变化——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从美国向中国的大转变。
只要我们未能承认这种变化的规模和重要性，我们就无力管控其结果。
外长似乎毫无挂虑地相信美国愿意在亚洲担当领导者。她在演讲中一度承认地区各国有些疑虑(a little uncertain)，但她大声呼吁美国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显示她并无怀疑。
因此，她似乎没有看到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纲领当选美国总统的含义。或许她没有把特朗普先生所说当回事。以前许多人犯过这种错误。
再看毕晓普主义的第三个、也是最后的支柱——她对民主的深信不疑。
在澳大利亚，无人应该或能够怀疑我们对民主的承诺，但尤其是目前，我们应注意不要自鸣得意，一味相信它远比其他政治理念(political philosophies)有效。
英国脱欧、特朗普以及我们自己国家近来一再出现的治理不善、政治领导失灵这种虽说不算骇人听闻，但仍属严重的问题，应该促人冷静反思，而不是自吹自擂。
我们不能如毕晓普女士似乎认为的那样认定民主终归是最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忽略一种切实可能性，即澳大利亚在最近的将来面对力量甚于规则塑造的亚洲，并且施展权力最多的是中国不是美国。
那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为澳大利亚做好准备的亚洲。毕晓普主义从一开始就没有前途。(作者：休 怀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战略问题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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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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