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安德烈 科累布科 莫斯科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员

　　10月5日，一趟中国生产的列车从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拉布车站开出，标志着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以下简称亚吉铁路）正式开通。然而，一轮始料未及的社会动荡却伴随着这条代表着中非友谊和埃塞富足发展之路的开通而掀起高潮。就在通车前三天，埃塞俄比亚首都南部的比绍夫图镇发生严重踩踏事件：当地主要族群奥罗莫人的传统节日庆典为反政府势力所利用，形成大规模示威活动，随之发生踩踏和骚乱，造成500多人死伤。随后，此次动乱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升级，在亚吉铁路通车后达到顶峰。通车仪式四天之后，埃塞总理被迫宣布该国进入长达6个月的紧急状态，给近十年来力推中国发展经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埃塞俄比亚，这一的东非古国的未来蒙上了一丝阴影。

　　埃塞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内极其复杂的政治、历史和民族状况。但是，此次骚乱的高潮竟然爆发于极具经济效益的亚吉铁路开通前后，这一“巧合”的背后却是深刻的大国博弈。

　　被大国利用的民族矛盾

　　主要居住在奥罗米亚州的奥罗莫人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族群，但历史上一直受到处于少数族群地位的阿姆哈拉族统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奥罗莫族曾在16和17世纪于非洲之角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并在16世纪到19世纪与如今占据政权的阿姆哈拉族人的祖先阿比西尼亚人共同统治如今的埃塞俄比亚地区。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埃塞俄比亚的缔造者孟尼利克在英法等殖民国家的支持下向奥罗米亚地区进行血腥地扩张，最终将这一地区纳入其版图。在埃塞俄比亚的统一过程中，阿比西尼亚人对奥罗莫族人进行了无情的屠杀，并且在统一之后对奥罗莫族采取差别对待的策略，使得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如今活跃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反政府组织——奥罗莫解放阵线成立于1973年，将“实现民族自决，将奥罗莫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1991年，现代的埃塞俄比亚在门格斯图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且基本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奥罗莫人也在埃塞中央政府和议会当中获得了相当的代表席位，埃塞也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然而，埃塞民族问题的背后却渗入了超级大国逐利的阴影。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就曾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反政府势力推翻门格斯图军政府的统治。民族和解之后，一部分心怀不满的奥罗莫解放阵线成员从新政府中脱离出来，寻求与美国政府支持自己的诉求，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了新的奥罗莫解放阵线，也就是此次骚乱的主要组织者。有趣的事，被埃塞政府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奥解阵，却被美国国土安全部认为“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不予入境理由并不适用于自愿参与奥罗莫解放阵线的外国人”。为此，埃塞俄比亚政府发言人在评价此次骚乱时激愤的指出“有些国家直接参与武装、资助和训练了这些恐怖分子”。

　　大国政治视角下的埃塞俄比亚

　　从曾经的紧密支持到如今的相互指责，美埃关系转变的背后却是美国对于中国在非洲实力上升的猜忌。埃塞俄比亚临近红海航道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它在促进欧亚贸易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也使得埃塞俄比亚成为中国倡导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

　　亚吉铁路西起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东至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公里。其不仅是中国在海外采用全套“中国标准”修建的首条铁路，更是非洲大陆上最为先进、高效的现代化铁路。在铁路修建过程中，中国企业总共为当地创造了约4.8万个就业岗位。对于缺乏出海口，却在中国帮助下快速发展出口外向型加工业的埃塞而言，这条铁路为“埃塞制造”提供了输往世界的渠道，承载着该国实现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的期望，对于该国未来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自2015年秋季开始，埃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政府决定临时起用尚在建设收尾阶段的亚吉铁路投入救灾工作，数月来已经运送救援物资近9万吨，有力支持了救灾工作。以华坚鞋业、中非发展基金和保利协鑫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也大量进入埃塞，建设了东方工业园以及大量的工矿和制造业企业，使得该国的经济发展步入高速增长期。

　　奥罗莫解放阵线的活跃度在亚吉铁路正式运营之后达到了顶峰，不只是单纯的巧合。此次骚乱的发生，完全符合美国“混合战争”的思路：华盛顿定期鼓励一些媒体和非政府机构制造舆论和社会危机，以阻碍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的进展。亚吉铁路的两端，一方是实践中国发展模式的埃塞俄比亚，另一方是中国在海外第一个军事补给设施所在地吉布提港，这一方案的执行足以改变东部非洲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大国博弈的格局，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中非合作新的挑战

　　美国主导的埃塞俄比亚动乱并没有严重损害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利益。作为中国在海外的重要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东方工业园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保持了稳定，继续生产。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前一周，埃塞俄比亚政府即派驻120名部队战士驻守在工业园内武装待命，10月8号联邦政府又派驻52名防暴警察进驻保护。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以来，双方间的经贸合作与人员交流日益深化：中国在非企业已有2500家，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中国在非的人口也已达到100至150万人。中非的经贸合作确实给参与其中的中国企业带来诸多利益，也难免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人员面临了安全威胁。自2014年以来，马里、南苏丹和埃塞都发生了中国企业遇袭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

　　因此，中国需要审视其对非政策，以更好地保护在非中国人和企业的安全。首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摒弃西方大国在非洲培植代理人的手段。其次，坚持多边主义。中国应当继续加强联合国作为国际冲突的唯一合法仲裁者和维和力量的派出机构，同时鼓励非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尤其是帮助非盟建立非洲常备部队和非盟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此类危机。再次，中国应该成为沟通非洲国家和传统大国的桥梁，坚持为非洲国家发声，反对大国对非洲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最后，中国应该加快在非军事设施的建设，提高危机处理能力。

　　2016年是非洲的多事之秋。南苏丹和马里的内战仍在持续，埃塞俄比亚又爆发出新的民族冲突。与此同时，还有十几个国家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最高领导人的选举，这些国家能否平稳度过大选年还有待观察。选举和民族问题交织下的非洲需要中国实施更加有效的对非战略，为在非人员和企业提供更好的保护。（范志毅、孙文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生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