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绿女士于8日在《环球时报》刊登文章《可引进更多菲佣缓解“保姆荒”》,主张引进外籍家政服务人员,笔者不敢苟同。

　　在不妨碍社会成员平等顺畅交流、主流社会能牢固规范共识的前提下,一定程度的多民族混居有利于扩大与外界联系,调动经济活力。但若上述前提动摇,多民族混居格局将对社会治安形成额外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民族混居将从各方面提高管理成本,语言文字、文化传统等壁垒甚至会妨碍执法机构及时掌握了解治安动向。

　　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带来摩擦,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间的摩擦也容易上升到群体乃至民族层次。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正常状态下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届时很可能沦为政治站队的牺牲品,承担维护秩序职责的强力部门、执法机构也会因此备受掣肘。在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冲突频发,任何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美欧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巴尔干化”,原因也在于此。

　　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例也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安史之乱时期,广州甚至曾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趁火打劫。宋元之际,因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家族,背叛行径性质最严重。

　　另外,主张引进菲佣的基本上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社会精英,而外来移民在社会治安等方面造成的冲击、负担则基本上由占人口八成左右的社会中下层承担。当前西方世界反精英、反体制情绪和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表现的正是难民危机等跨境人口流动引爆的传统中产阶层反精英情绪。“反全球化”也是这种反精英情绪的一个侧面。

　　我们奉行开放经济,但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开放经济也不例外。国际人口流动对社会治安压力和对国家政治统一的潜在与现实冲击就是其不容忽视的副作用之一。(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