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8月26日电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过程中，以往受到重视的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似乎在发生变化。依靠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方式，成为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主流方向。从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来看，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及拓展，以及抛弃“吉田路线”而选择军事安全路线的两种具体表现,看似矛盾却存在内在同一性。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变化，既有国际秩序变化等共性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下降等日本自身的原因。

　　日本不断强化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的融合

　　广义的国家经济安全，包括“安全领域内的经济范畴”和“经济领域内的安全范畴”，本文所研究的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主要涉及“安全领域内的经济范畴”。这个范畴内的主要内容涉及在实现国家战略中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的相互替代、补充或加强的关系，即关注经济措施和经济政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如何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国家安全的目的。事实上，当经济手段被用于达到国家安全目的时，它就与军事手段有了可比性。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确立了以“重经济、轻武装”为核心思想的“吉田路线”，充分发挥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较早地在国家战略中做到了经济与安全的融合。冷战后，日本在强化“正常国家”化或“政治大国”化战略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甚至转变实现国家战略的途径和手段，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与安全关系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以往日本较习惯和擅长使用的以经济手段为主来保障国家安全的综合安全路线正在被改变，军事手段正在被强化。

　　政治安全战略的转型，是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的突出表现。在日美同盟保护下，以往日本自身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更多使用非军事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的情况在发生变化，即日本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关系的表现在变化。大体来看，这种变化表现在看似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和拓展；二是抛弃“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观，选择军事安全路线。这两种表现实际上涉及经济与安全、军事与安全、经济与军事的三种关系。由于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中体现出军事手段与经济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所以，经济、军事各自与安全的关系并不是替代或者矛盾的，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变化的两种表现存在内在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即使在目前日本越来越呈现出通过强化军事力来维护国家安全乃至实现政治大国的倾向，也不能证明经济与安全的关系被淡化或分离。从冷战后国际秩序变化等普遍共性的原因、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和日本国际竞争地位下降等原因来看，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的融合还是在不断强化，只是表现形式出现了变化。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日本的国家战略变化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变化，至少给我们带来了三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日本在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基础上，还要强化军事实力，是否符合时代发展逻辑?日本通过强化军事来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路径选择是否可行?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日本的这些变化?

　　第一，冷战后，正常国家在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基础上还要发展军事力，寻求均衡地运用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力和经济手段）和军事因素（包括军事力和军事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是符合逻辑的，但对日本来说却未必如此。随着国际秩序的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除了军事、政治等传统安全问题以外，金融和经济危机、跨国犯罪、恐怖袭击、生态环境恶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国家乃至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面对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军事因素的局限性越发突出。信息技术进步促进了贸易、投资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国家实力日益以无形的经济力体现出来，可以与军事力相媲美，甚至在某种程度可以超过军事实力。这说明，国家和公民的现实安全日益在更大程度上由经济活力和经济竞争力所决定。所以，以美国为代表的军事大国开始重视经济因素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考虑到战争可能产生的破坏程度，无论是传统军事大国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还是新兴经济强国进一步寻求军事力的提升，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也不能说明当前日本强化军事的做法符合逻辑。日本作为一个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在没有对当年罪行深刻反省和认罪且具备相对充分的自卫能力的前提下，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极力突破对发动战争的各种制度约束，发展主动进攻的军事能力，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日本的这些做法，到底是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还是威胁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的安全?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上的这些做法既不必然地符合其国家利益，也会因为招致其他国家日益提高警惕性而不利于改善国家间关系。

　　第二，从自身国情和外部条件来看，通过强化军事来实现国家战略的做法未必行得通。目前，从安倍政府的做法来看，似乎是一意孤行地从制度和能力建设上发展进攻型军事的倾向日益明显。那么，这种做法行得通吗?

　　从日本自身国情来看，首先，长期经济不景气和财政赤字等问题严重地制约着日本的军事发展。增强军事，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这无疑会使多年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雪上加霜。当前，日本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军事因素，而是源于经济因素，即由于经济衰退产生的不良影响。其次，日本的主流“政治—军事”文化（反军国主义文化）会约束和矫正军事发展的程度和方向。二战后嵌入到日本社会当中的反军国主义文化，规定了日本的国家特性，即避免直接卷入战争并把自卫队的作用限制在非作战方面。随着新出现的国内和国际压力，日本外交和防卫政策的变化已经偏离了这个“原点”，但在反军国主义文化上的完全转变还不明显。这是因为，虽然“政治—军事”文化较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压力的影响，但是在没有对核心信仰、价值彻底失去信任或者整个社会没有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文化不可能发生剧烈或完全的转变。当重要的新政策违背主流认可的规范和价值时，一定会遭到民众特别激烈的反抗。例如，日本各界纷纷以不同形式抗议安倍修改宪法、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等行为，由此也导致安倍内阁支持率下降。

　　从外部条件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也会监管着日本的军事发展。尽管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希望其在双边安全安排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但美国也要确保日本的行为不会动摇均衡状态或加剧地区紧张关系。2014年4月，当安倍表达出渴望日本具有发射导弹攻击敌对国家的能力时，美国却在不同场合表示不能完全支持日本在即将修订的双边防卫指针中提出这个问题。

　　第三，中国应重视经济因素，应对日本的变化。前面提到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的手段、路径的改变也主要是针对中国。既然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仍然存在着紧密融合的关系，那么，中国也不要只从政治、军事方面应对日本的变化，还要充分重视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从经济入手来影响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变。从内外压力来看，日本选择重新提升经济实力，继续走“吉田路线”才是最佳选择。虽然日本具备一定程度地把财富快速转换成军事实力的能力，但从其长期习惯于更依赖经济实力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做法来看，在日美同盟仍然稳固的前提下，日本民众不愿意看到国家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同时，中国也具有把财富快速转换成军事实力的能力，日本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未必有稳赢的把握。一方面，中国在对日经济关系中要注意增强而不是打击日本继续用经济实力维护国家安全的信心；另一方面，中国继续提升把经济实力转换成军事实力的能力，通过这种能力（而不是军事实力本身）的展示给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削弱日本用提升军事实力来维护国家安全的信心。

　　其次，客观认识和巧妙利用经济手段。因经济手段日益乏力而向其他手段扩展，并不意味着日本愿意和能够对华实施强硬的制衡行为。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日本对华经济依赖程度提高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受国内政治限制，在防卫动员、强化同盟和履行安全承诺的能力上都大打折扣，难以对华做出强有力的制衡举措。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发出善意的“信号”和采用利益“诱导”等经济手段来减少日本对华制衡的可能性，或减弱日本对华制衡的强度。同时，还要注意到，具有一定隐蔽性的经济手段仍然是日本对华战略的主要选择。在密切关注日本对华政策中政治上“右倾”和军事上逐渐强硬的变化的同时，不要忽视日本对华经济手段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人民网国际频道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