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如何深化共青团改革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过。这方面,苏联共青团的历史值得参考。

　　1926年正式命名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苏联共青团在调动青年参与公共事务,投身经济建设与社会服务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第聂伯罗水力发电站、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运输建筑托拉斯、乌拉尔机器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等20世纪30年代著名工程中都有苏联共青团员的身影。卫国战争结束后,50万苏联共青团员和优秀青年奔赴苏联东部、北部地区建设大型工业基地,35万青年到远东的荒地上为向国家提供亿万普特粮食而付出艰辛劳动。到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国民经济部门中有60万个青年生产集体,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的青年占职工总数的32%,1981年苏联有135个大型项目被宣布为“共青团突击工程”。同期,苏联从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高度,不仅建立了良好公平、面向工农群众的教育体系,还高度重视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设立青年近卫军及正规的少年军校(后者延续至今)。

　　然而在苏联后期,青少年培养及共青团建设出现弱化、懈怠、放任自流等趋势:教育系统盛行“搞关系”,权贵子女追逐名牌大学,外地平民子女却无缘大都市高校。勃列日涅夫等高级领导干部子女的贪腐与奢侈更严重损害共青团乃至苏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进入戈尔巴乔夫时期,共青团组织的人数开始逐年减少,青年人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态度消极,远离政治、远离体制甚至反苏共的非官方青年组织数量猛增。在民主化、市场化、西化的大背景下,一些共青团干部或投身商海,或迷恋仕途。时任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罗年科曾感慨道,共青团有10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年活动经费预算为数亿卢布,却陷入官僚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之中,共青团员总数1985年以来已减少400万,尤其是14-15岁正处于入团年龄的人数约下跌1/4,“这显然是因为共青团的权威的丧失”“也是由于有意识地放松了对青年入团的要求”。

　　经济方面,戈尔巴乔夫掌权后期,由苏共中央牵头,先后建立几家合资企业,接着管理部门纷纷“商业化”“公司化”。在苏共中央支持下,各级共青团组织成为经商浪潮的“急先锋”,“共青团商人帮”指的正是由青年团干部演变而来的商人阶层。在前苏联的财政体制下,现金的发放和卢布现金的流通受到严格控制,单位之间的结算只能通过转账进行。而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卢布现金的需求甚大,提支现金、赚取手续费成为最盈利的“生意”。在苏共中央支持下,青年团系统获得“提取卢布现金”的特权,“青年科技创造中心”遍布全苏境内,隶属共青团系统。这些“中心”被授权接受委托、提支现金,一般手续费高达1%-5%,所获利润的18%-30%上交苏共中央。

　　几年后,这些共青团干部成为经济改革“弄潮儿”,不少人成为金融界巨头,曾身陷囹圄的霍多尔科夫斯基便是一例。上世纪末有统计表明,共青团干部在俄商界精英中一度占17%。

　　1990年,苏联共青团宣布解散,非但未使所有共青团干部感到悲伤,反而促使其中一些人大胆放开手脚,在其后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大潮中发了财。团中央国际部各处室竟按既有国别分工,摇身一变为外贸业务部门。

　　这种局面直到普京总统上台才有所改变。为应对颜色革命及“自由势力”的冲击,普京开始恢复苏联传统,成立“纳什(意为“我们的、自己人”的意思)”青少年组织,在更大范围内开设青少年夏令营,同时恢复苏联时期的“劳动与卫国制度”,以强健青少年体魄。不仅如此,普京还汲取苏联教训,强化教育公平,实行国家统一高考、统一考试,以减少教育招生领域的潜规则和腐败。

　　我们看到,当苏联共青团紧紧扣住爱国和奉献作为使命的时候,爆发出强大的激情和创造力。当它脱离了青年,远离了人民,就失去了方向、活力和生命力。苏联共青团的历程是一个丰富的政治样本,其经验和教训值得去分析研究。(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