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27日文章，原题：英国脱欧与全球化逆转英国公投结果揭晓、脱离欧盟程序正式启动的消息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由于欧盟其他成员国中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力量近年来也在逐渐壮大，英国公投的结果对他们无疑会产生鼓励作用，人们开始担心英国脱欧对欧盟可能产生骨牌效应。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美国总统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无论是左派的桑德斯还是右派的特朗普，他们反全球化的观点和立场都在美国选民中获得可观的支持。可以预期，明年初无论谁入主白宫，都必须正视这股强大的民意，对美国的全球化政策作出调整。全球化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英国脱欧是否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逆转？这些变化对亚洲国家将产生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目前这一轮全球化在苏联解体后全面提速，已经历经25年之久。受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此轮全球化不仅限于扩大自由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对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也采取积极的态度。跨境资本流动和经济移民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都达到空前的水平。过去对自由贸易的负面影响还有谨慎的防范措施，在世贸组织协定的框架里都有减少自由贸易冲击的备用条款。而对于生产和服务外包、企业与资本出走这类生产要素的跨境活动，主要发达国家都将其与本国产品占领外国市场这些“攻城略地”的扩张活动一样看待，一律采取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这种轻率，其实暴露了国家政策受利益集团左右的现状。

　　迄今为止对全球化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学从市场分配资源的有效性出发得出的正面结论。对资本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却没有太多的深入研究。企业部门极力游说推动，政府积极配合，于是出现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的情况。开始时，人们的关注点在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商品价格更便宜了，投资和就业的机会更多了，企业可以搬到租金、人工更低廉的地方，专业人士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称心的工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的坏处渐趋显现出来。

　　首先，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一方面，移民的涌入加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压缩了工资增长的空间、也带来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地区由于企业的迁移和重组产生空洞化，大批工人失业，许多人无法再找到合适的工作。无论是移民还是失业者都给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其次，资本的流动使劳资关系失去平衡。资方不再有与工会谈判的耐心，常常以工厂迁移威胁工人。全球化也提升了跨国企业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它们可以利用避税天堂避税，也可以用迁移作为威胁逼迫政府调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各国政府被迫加入不健康的税率竞争、财政收入因此持续减少。提高消费税虽然可以补充税源，但是它的累退性质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使各国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慎重行事。

　　最后，全球化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降低了收入不平等，但是却在许多国家内加剧了贫富悬殊。如前所述，资本的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使受薪阶级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处于劣势、使工资增长受到压抑、使资本收益的比重显著上升。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强使得政府更加注重效率，财政收入的减少和社会保障开支的增加使政府无力维持原来的福利制度。许多国家不断减少福利开支和退休金、提高退休年龄。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也通过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增长产生消极影响，和人口老化一起对总需求和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

　　总的说来，全球化创造了新的赢家和输家，导致以国家为单位的福利制度相继破产。我们不可能指望有一个“世界政府”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平实行有效的国际间补偿机制，有一个世界性的福利制度来舒缓全球化的压力。于是，劳资平衡被打破，资本主义再次“变坏”。欧盟是一个超乎国家之上的政治架构，它理当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起舒压缓冲的作用。英国公投的结果说明英国人对欧盟这个“超国家政府”能否胜任这样的功能持否定态度

　　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发酵，使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全球化的意愿大大减弱。英国脱欧势必要加剧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趋势。虽然近年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关税壁垒，但诸如“反倾销”诉讼等非关税壁垒却屡见不鲜。不少国家中反对接纳新移民已成为主流民意，有的还为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设立更高的门槛。另一方面，限制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美国已经开始实施“外国账户纳税法令”，经合国家也在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和避税活动的管制。一些国家也开始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这势必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全球化逆转对新加坡和中国这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良多的亚洲国家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如果去全球化对自由贸易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亚洲国家的出口市场势必会萎缩。直接投资是另一个可能受影响的领域。在中国开放之前，外资主要受到接受外资国家的限制。即使是日本和韩国，都没有像中国那样张开双臂拥抱外资。全球化严重逆转后，对外资的限制可能主要来自资本输出国。事态如何演变，需要密切关注。总之，我们对英国脱欧和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不能简单地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需要认真分析、从长计议。(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