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的新著《美国成长的兴衰》最近引起了广泛争论。他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每代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比父母那一代提高一倍，但当今年轻一代的生活水平不会出现这种提高。99%底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每年大约增长2%，但在未来数十年的增长率只会略高于零。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戈登的观点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目前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低于15年前，企业活力也在减退。成立不到5年的公司所占据的就业份额，从1982年的约19%降到了2011年的11%。

　　但同样任教于西北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却持有异议。科学技术仍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发展，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震撼人心的工具和技能，足以拉动从医疗到材料等广阔领域的创新。

　　未来将如何，一直是美国社会关注的话题，大选之年更是如此。白宫的挑战者们常常会问，“你们想一想，在过去4年（或8年）中，你们的生活是否比过去更好？”随之做出各种承诺。当承诺不能全然兑现，就会再来新一轮的诘问与承诺。

　　美国媒体在报道关于未来的辩论时，提炼出《美国最好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这一标题。其实，在一个“人以群分”特点高度极化的国度，何为“最好时代”本身便极具争议。正如鲁迅所言：“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不断加大的社会不公，使得美国的未来蒙上阴影。继《不平等的代价》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新著《大分化》中，继续剖析美国的社会不公问题，指出美国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中最为不平等的国家。戈登也认为，收入日趋集中意味着无论增长率有多高，大多数人口都享受不到由此带来的好处。

　　努力工作的人，未必能实现“美国梦”，得到公平待遇与回报，这是当代美国社会的现实。奥巴马在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这样批评财富积聚现象：引发经济危机的不是那些领食物券的人，而是华尔街那些鲁莽行事的人。董事会的人经常将季度分红看得比长期回报还重。同样，对美国社会不公问题进行猛烈抨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之所以在此次竞选中受到部分民众的格外追捧，也反映出美国民众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强烈不满。

　　不应轻言美国“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渐趋恢复，清洁能源等领域的转型初见成效，硅谷开始建设新一代制造业中心。在以高科技创新为发展制高点的竞争中，美国仍然走在世界前列。对于政治家来说，难点在于怎样把美国的前进，变为所有美国人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极化僵局是制约美国未来发展的痼疾。奥巴马坦陈其任内一大憾事就是“各党派之间的积怨和猜疑并未减弱，而是变得更深”。竞选时曾矢志“改变华盛顿政治文化”的奥巴马，今天仍难以拧过华盛顿政治机器的“钱主”惯性。

　　盛衰之事，势所使然。正如干了7年多总统的奥巴马自己的总结：优化美国政治形态，仅换掉一位国会议员或参议员，甚至换掉一位总统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整个体制。资本力量当然是势，人心其实更是势。看来，只有真正改变自身，才能留住每个人心中的“最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