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均十分巨大，作为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一带一路”的推进实施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支持下，该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博士与《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袁正清研究员联合策划组织了“一带一路：实施中的挑战与应对”研讨会，会议成果授权中国网观点中国独家发布。

　　——“一带一路：实施中的挑战与应对”系列专家谈

　　肖河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重视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强调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倡议走向落实的2014至2015年，中国的对阿政策却显示出了“经济止损、深度介入”的特点，在双边经贸关系有所减弱的同时，深入地介入到阿富汗民族和解进程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双边中去，推行了一套外交介入先于安全援助、安全援助先于增强经贸联系，支持美国在阿有限存在的新阿富汗政策。目前，虽然阿富汗局势走向仍属复杂，但是经过将近一年的尝试，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国际影响力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也实现了与美国的协调合作，长期来看也会有利于中国在阿富汗和阿巴边境的相关投资项目。这一“阿富汗模式”是在坚持不干预内政原则的情况下，对中国传统的“发展外交”模式的突破，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落实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美阿裂痕在阿富汗卡尔扎伊政府任期内的逐渐加深，中国逐渐开始提防美国可能最终“放弃”阿富汗、局势走向彻底失控的危险。因此，中国的对阿政策也从2011年底起由2001年以来的“旁观”转为积极。在2013年，不仅美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保证撤军后美军在阿法律地位的双边安全协议迟迟无法达成，而且中阿的大型经济项目的步履也逐渐艰难，这些因素都促使中国开始进一步思考和调整对阿政策。总体上，尽管在加尼政府上台后，美阿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并且在奥巴马政府内也将很可能维持目前1万人左右的驻军，但是从长期看来，中国始终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终究是“暂时性的”，对阿富汗政府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现有和预期表现均信心不足。因此，虽然2014年9月上台的加尼政府多次表达了吸引中国投资、振兴阿富汗经济的强烈愿望，并多次敦促中国加快各项目进度，但是中国比起经济获益却更看重维持阿局势的基本稳定，因而“一反常态”地将对阿非军事性安全援助和加强外交介入作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传统的通过加深经济联系、避免介入政治问题来拓展双边关系的“发展外交”则开始居于次要地位。

　　中国在对阿经济政策上表露出了明显的“止损”倾向。2008年，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与江西铜业组成的中治江铜联合体获得阿富汗艾娜克（Aynak）铜矿的开发权，这也一度被视为中国在阿的重大经济胜利。当时，中方以计划总投资29亿美元、向阿政府支付8亿美元的合同金、交纳19.5%的特许使用权费，同时承诺进行铁路基础设施投资、产生400兆瓦发电量的绝对优势取得了开采权。 但是由于武装分子袭击、征地、文物发掘等各类问题，该项目多次中断。中冶江铜也在2013年8月正式提出了减少特许使用权费、停止修建火电站和炼铜厂、推迟铺设铁路、并将投产时间延后到2019年的要求。 至今，艾娜克铜矿距离投产仍遥遥无期，阿国内也普遍认为中方在现阶段并无意尽快重启项目。 此外，另一标志性资源产业投资、中石油的阿姆河盆地（Amu Darya）油田项目也并不顺利，尽管中方在竞标时同样开出了极其优惠的条件，承诺支付15%的开采税、20%的企业所得税和70%的项目利润，但是在2012年10月投产后依然因为炼油地点的分歧而一度停工，随后还陷入了与获准进入毗邻地区的美国炼油公司的激烈竞争和价格纠纷。

　　与标志性投资项目的趋势相一致，2013-2014年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总增量也为负133万美元，总投资49个项目、共5800万美元，仅排在所有投资国的第八位，与排名靠前的南非、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差距明显（三国分别为1.54亿、1.5亿和1.22亿美元）。这些变化说明，虽然中国向来重视海外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并且对风险和成本也有较高的容忍度，但是由于阿富汗国内环境过于极端，中国的 “发展外交”也正在退潮，因此有必要采用其它替代措施来予以弥补。

　　从2014年起，中国就从两方面展开了外交努力：其一是直接为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牵线搭桥、实现政治和解；其二则是着力推动阿富汗和传统盟友、“一带一路”倡议的最重要支点巴基斯坦改善关系。虽然中国一直强调这些举措都是在阿富汗政府的主动要求下才采取的，但是，这仍然说明中国在阿富汗事务上已经展现出“深度介入”的特点，甚至被视为对美国同类尝试的效仿、是要扮演“替代者”的角色。不过，中国在将塔利班和巴基斯坦纳入到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时，其态度和做法与美国和其它相关方相比仍有两点显著区别：第一，中国并不认为与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的“紧密关系”会损害其在阿富汗的形象，也从未表达过塔利班在阿富汗“没有政治未来”的观点，甚至被认为是将维持美国（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势力的相对平衡作为在阿战略目标 ；其次，虽然阿富汗将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巨大投资和影响力视为“最有价值的资产”，但是中国并不愿意和美国那样向巴基斯坦强硬施压、或者直接谴责巴方对阿富汗塔利班支持。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自2014年2月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喀布尔以来、中国就明确地表明了“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事关中国西部的安全”的立场，并且有包括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在内的多名安全官员访问阿富汗，但是中方尚不认为在阿的恐怖主义对中国构成了急迫的威胁，因此也不能高估阿富汗在安全价值上对于中国的意义。尽管从2014年开始，新疆的暴恐事件中组织化、国际化、意识形态化的特点急剧凸显，但是总体来说其与难以有效运转的东突组织（ETIM）或者新兴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urkestan Islamic Party）之间还缺少直接的联系。 同时，国内也有不少主张认为中阿边界地形复杂、难以穿越，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也并不会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即使其安全局势恶化，中国通过强化国内措施也足以应对。因此，中国虽然从2014年起加大了对阿富汗的安全援助，但是更多地局限于警用检测和支持设备、相关设备的训练和后勤保障上，并不愿意向阿富汗政府提供杀伤性武器。

　　目前来看，自2014年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执行一整套“新阿富汗政策”，其包括以下四点主要内容：支持美国在阿富汗保持有限的军事存在，例如推动阿美达成安全协定；在不提供战斗装备的前提下，同比大幅提高安全援助力度；推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近，尝试运用三边外交和经济倡议来强化两国的纽带；说服巴基斯坦向塔利班施加影响，大力推进踯躅不前的政治和解进程。相较以往，该政策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在避免干预内政的情况下“深度介入”到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国内事务和双边关系中去。

　　虽然当前的阿富汗和解进程因为8月份的袭击高潮中断、阿巴关系也再次趋于紧张，但是经过大半年的外交介入，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分量却大为增加。9月26日，美国、中国、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召开了关于阿和平重建与区域合作的“中、美、阿三方会议”，克里在会上还表示美国将欢迎中国与阿富汗展开的一切形式的合作，中国也俨然成为了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国家。 为了在和解进程受挫后支持对阿新政策，11月3日，在中方刚刚向阿方提供了1000万人民币的地震救灾物资和1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之后，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又到访喀布尔，与加尼政府在安全、重建和教育方面签署了三份合作协议，表示将按照承诺提供5亿元人民币用于为阿国民军和警察部队的遗属修建住房、援助新的道路安检系统并提供1500个奖学金名额，并且要继续推动由“阿人主导”的和解进程、欢迎阿富汗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而且，在和谈停滞了四个多月后，经过中美等国的积极努力，阿富汗总统加尼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终于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会面并表态将重启和谈进程，而塔利班武装也表示乐于见到在和谈上有所突破、并承诺不再发动春季攻势。可以说，虽然阿民族和解进程仍然前途未卜，但是中国在阿富汗以“深度介入”为最主要特征的新政策已经在塑造地区合作、提升中国影响力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