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美国加州发生了一起枪击案，目前，已经有14人死亡，21人受伤。在美国，由于枪支泛滥，造成群死群伤的枪击案并不罕见。此次案件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其特殊之处就在于——案发后美国警方迅速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美国一直在担心出现“本土恐怖分子”，现在，“狼”真的来了。笔者认为，此次事件还是“祸起萧墙”。

　　一、审视今昔：持枪权已不合时宜、加重美国社会安全威胁

　　案发后，持枪权问题再次引起美国人热议：奥巴马第一时间再次呼吁控枪，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坚持认为，如果像德克萨斯州一样、公民普遍持枪，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根本不会发生。笔者认为，特朗普此言并未考虑到美国人口分布和社会形态的区域差异，不管是从客观环境角度看，还是从现实必要性来看，拥枪都不可能使美国人更安全。

　　回顾历史，美国公民持枪的传统来自其建国初期，地广人稀、移民成分复杂、执法力量不足的社会环境给公民持枪保卫自身安全以充分的合理性。然而，二百年以来，美国人口分布和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州处于人口稀少、相对静态的农牧业地区，情况与美国建国初期相对类似；然而，70%的美国人居住在经济社会活动高度活跃的东西海岸地区，将保卫社会安全的责任托付于专业执法力量而非未接受任何专业训练的普通公民，已经成为世界性共识。

　　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最便于携带的自卫武器是手枪，但是，多数美国枪击案犯罪分子使用步枪，未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普通公民使用手枪不仅不具备任何优势，反而可能因为激怒犯罪分子而立即丧生，甚至可能严重干扰执法人员的现场判断以致发生误伤；另一方面，枪支泛滥给恐怖分子作案提供了极大便利，尤其对于那些可能受到外来因素刺激而采取行动的“独狼”，这也是许多美国人提起“本土恐怖袭击”便心悸不已的最大原因所在。

　　二、族裔矛盾：恐惧或将使美国社会重新丧失宽容

　　曾经的美国并不宽容，“宽容”成为被公众认同的观念甚至晚于“持枪权”。由清教徒建立在加尔文教派信仰基础上的这个国家对于其他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从种族隔离到排华法案等等，不一而足。历经数次民权运动之后，美国才开始高举“多元和包容”的大旗。

　　在此次加州枪击案之前的2009年美军胡德堡基地枪击案中，也曾经试图作“恐怖袭击”定性。比较这仅有的两起被定性为恐怖袭击的枪击案，笔者发现，二者相似之处在于：均发生在恐怖袭击频发、反恐战争激烈的时段；并且，嫌疑人均为穆斯林——胡德堡案件中的美军少校哈桑和此次事件的主角之一美国公民萨义德?法鲁克均信奉伊斯兰教。

　　“9.11”之后，美国国内激发了针对某些宗教和少数族裔的排斥行为，如果把此案放在美国正在与极端宗教性恐怖组织ISIS进行战争的大环境中观察，由“本土恐怖分子”造成的极度恐慌，显然又会使本已存在的不同族裔、不同信仰人群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与此相对应，若某一特定群体被主流社会排斥和隔绝、无法正常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会倾向于使用暴力这种极端方式进行反抗。此时，若受到来自外部的极端思想蛊惑，或与外部极端组织合作，美国社会出现“本土恐怖”袭击的概率必将激增。这种恶果必然将被“主流人士”视为排斥少数族裔的“合理性”，进而加大排斥力度，而自觉不公正待遇加剧的少数族裔必将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进行反弹。这种恶性循环若不及时制止，其极端状况便是使社会陷入剧烈的冲突、动荡和分裂。

　　三、逻辑误区：造成和加重美国反恐困境的深层原因

　　为坚守“持枪自由”的传统，不惜给恐怖主义实施罪犯创造更有利的机会；对恐怖分子仅仅针对特定群体采取行动，而非从根本上消除他们获得武器的渠道——此等有悖常理的行为逻辑实在使人困惑。笔者认为，其根源在于美国社会整体意识和观念滞后、政府未能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应对方案，在遭遇失败后缺乏必要反省，每每被局部技术性问题蒙蔽而罔顾大局。

　　对于美国来说，这种逻辑误区不仅仅体现在“持枪权”问题上。在中东事务领域，美国从来不反省其中东政策所招致强烈的民族仇恨——是什么原因让拉登从美国培养的“棋子”变身成为美国最凶恶的敌人——而只是苍白无力的将基地组织发动“9.11”事件动机归结为“对美国自由和民主的仇恨”。

　　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 “越反越恐”，其深层原因恐怕就是美国的这个逻辑误区。如果美国不放下严重的“唯我独尊”思维方式、继续忽视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就不太可能走出15年来深陷的“恐怖泥潭”。（千里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