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访美在即。正如海内外舆论所普遍认为的，这次峰会对于中美这两个关系日趋紧张而微妙的世界性大国而言，其意义非同寻常。从时下国内媒体的舆论“预热”来看，我们也当然有理由期待这次历史性会晤能够为太平洋两岸的民众带来长久的“太平”。

　　然而，从国际关系常识以及最近的中美关系、亚太安全局势来看，我们似乎仍需对此抱有谨慎的心态。舆论界如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对大大出访、对中美关系和两国民众的福祉或许更有利。这是为什么呢？

　　两极结构是基础

　　中美结构性矛盾为两国关系的处理定下基调。正如不少同行学者所敏锐观察到的，东亚-西太平洋地区一个中美对峙的两极格局正在悄然浮现。而在全球层次，一方面美国依然保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而另一方面，随着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外交大战略的出台，“奋发有为”的外交新常态取代从前的“韬光养晦”，中国经济的全球性影响迅速提升（但政治、军事影响仍大大弱于美国）。所以，在美国“相对”衰落与中国“相对”崛起的背景下，这两个通常被认为不大可能直接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核大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争夺就显得尤其突出了，譬如近年来在南海、东海的纷争，以及数年前奥巴马启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排斥中国的TPP等地区经济、政治、安全安排。

　　在官方和半官方层面，美国精英从不掩饰其对两国矛盾日益加深的忧虑。哈佛的格雷厄姆 阿利森早先提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论，后经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引用而在国内广为人知并引发热烈讨论。蓝普顿研究员五月份发表演讲，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临界点（tipping point），就在数天前，美国官方还透过媒体放出风来，直指网络争端和所谓“窃密”事件。此外，在招待级别、安排演讲、国宴级别等细节问题上，美方也通过不同渠道释放信号，有意制造“噪音”，与中方上下一心、寄望峰会形成鲜明对比。

　　以上就是总体的基调和当下的行情。它们表明，如果分析家忽视这些明显的事实，以及由此生发的在未来十多年中恐难有实质性变化的大趋势，那么任何过于乐观的想象与预测都可能会误导公众。

　　追根溯源，事实上很早就有顶尖的国际关系学者关注这个问题。譬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曾在一篇英文长文中将中美关系的实质界定为“假朋友”（Superficial Friendship），并指出正是它导致了两国关系的不稳定。此后他与哈佛大学中国研究权威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就该问题的辩论更进一步点名了中美矛盾的本质并阐发其机理。简而言之，当两国都用假友谊掩盖利益矛盾时，似乎可以求得暂时改善双边关系。但终究，随着两国结构性冲突的加剧，两国利益的矛盾毕竟远大于共同利益。故此，冲突不时地从假友谊的外衣下跳出来，于是形成双边关系时好时坏的特征。这篇几年前发表的、被无数次引用和争论的长文，今天仍可以被用来解释、检验中美互动。譬如最新的消息称，美方又打算暂时按下对“商业窃密”一事的追究。对此，国内有评论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向好转变的征兆，也有人认为只是暂时营造峰会氛围而已。美方如何决策是一个黑箱，但透过这些前后反复、看似矛盾的行为，分析家看到的是缺乏互信和稳定性的中美关系。造成这种不稳定的原因可能有多重，而阎教授所强调的，双方对对方的期望都远远高于对方实际愿意且能够支付的代价，这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三大问题需克服：南海、网络和经济

　　在上述亚太两极化、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我们再看若干时下最尖锐的问题，就不难理解它们背后的政策含义与战略意蕴。当前，横亘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不仅有浩瀚的太平洋，还有三大现实问题：南海、网络和中国经济（包括人民币汇率等）。分析普遍认为，尽管美方在南海问题上直接与中国军事对抗的可能性较小，但作为域外大国，其对周边声索国的影响自不待言。而更重要的是，不仅美国，也不仅周边声索国，甚至远在中亚、西欧的他国，也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当作一块检验“和平崛起”究竟是承诺还是宣传的试金石——而这无疑使得地区问题不知不觉间自动“全球化”了。

　　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有媒体称两国正在进行磋商，或许有望在峰会上达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网络军控”协议。目前两国政府都没有就此发表评论。无论能否谈成，只要能冲着这个方向发展，都是值得庆幸的。不少目光敏锐的学者们已经指出，在现今的网络时代，中美间在网络安全上无论是对抗还是合作，其全球性意义与历史价值，都堪比当年美苏间的核均势。所以如果峰会上能够达成某种网络版的“军控协议”，那么这将不仅仅有利于中美，更为全世界“和平利用网能”（参照‘和平利用核能’的经典句式）树立典范和初始规则。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需要的是审慎乐观与坚韧不拔

　　虽然有种种不利因素，但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近来两国仍然在诸多领域达成了共识、甚至开展了合作，譬如去年11月达成的减排协议、今年4到7月两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默契。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在德黑兰的成功能够复制到平壤，但从天安门阅兵式上就可以看到中国与美韩在对朝鲜的态度上似乎多了些许共同语言。

　　一百年前，主持洋务和维新的先贤们就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做过判断，认为国人在面对外地威胁时，往往容易走极端，即要么盲目乐观、自大，而一旦遭受挫折，则立刻陷入绝望的深渊，不能振作。譬如，战前群情激奋，认为以大清之威、北洋之强，即便不敌欧美，完胜日本“蕞尔小邦”绰绰有余；而一旦战败则意志消沉、一蹶不振。这种极端的思绪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版本展现，因此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毛主席要呼吁全国人民戒骄戒躁、发扬持久战的精神，既批判冒进的速胜论，又反对悲观的亡国论。

　　一百年匆匆而过。如今，在和平崛起、实现中国伟大复兴之梦的征途上，我们再度面临抉择与挑战。“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亦然，民族伟大复兴亦然。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更有必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发扬“持久战精神”，审慎乐观、坚韧不拔、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

　　中美峰会，任重道远；万众一心，百折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