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9月2日电 （常红 纪宇）日前，海外网主办了题为“抗战胜利70周年与世界新秩序”的首届名家沙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军事评论家彭光谦少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秀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共同回顾历史、探讨时局，就“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意义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细致解读。专家认为：二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并未得到有效维护与落实，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二战以后都没有达到真正清理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目的，没有改造战争的土壤，没有完成消除大国冲突和矛盾的使命，中国要维护的是被挑战的国际秩序。

　　金灿荣：中国抗战胜利导致西方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改变

　　“中国对二战贡献巨大。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突出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意义。”金灿荣教授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谈到，如果中国在二战中像法国一样投降，日本帝国的工业和中国的人力物力相结合，可能打下西伯利亚，可能占领印度，可能占领澳大利亚，世界历史就要改写。但是中国人坚持抗战，拖住了日本，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

　　要理解中国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重大意义，首先要追问中国当时为何会被日本侵略，为何战争打得这么艰难？金灿荣认为主要有五个原因：

　　第一，中日两国存在巨大的工业化差距。日本当时是工业文明，中国是农业文明，文明有代差，所以军事较量非常困难，胜利也非常困难。金灿荣说，当时日本能够制造航空母舰，能造非常好的战斗机，而中国若完全不依赖别人，自己能制造的就是三八步枪、汉阳造，南京兵工厂制造炮弹都没有成功，只能造钢管。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技术上讲，取胜都很艰难。

　　第二，中国当时国家不统一，动员能力差。蒋介石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他能够征税的只有五个省份，无法有效动员抗战。

　　第三，当时中日物理差距比较小。日本1937年开战的时候，拥有的国土和人力比现在大，整个朝鲜半岛、台湾岛、太平洋小岛流芳岛都是他们的殖民地，这几个地方控制的地理面积就接近70万平方公里，加上库页岛和东北三省，其占领的陆地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直接控制人口在一亿以上。如果考虑到海洋面积，日本就比我们还大，所以抗战初期是中日物理规模最接近的时候。

　　第四个因素是心理差距。当时中国的精英很弱势，往往选择不抵抗，而民众尚缺少国家认同，在心理上造成日本强势、我们弱势的落差。

　　第五，当时的国际形势影响。一战胜利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选择防守，唯一对日本有一点制约力量的是美国，但美国在战争前期集中搞工业主义，后期日本做得过分了，美国才对其制约。所以总体来讲当时的国际结构对我们非常不利，对日本非常有优势。

　　但抗日战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金灿荣分析有五点原因：

　　第一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抵抗意识的上升，驱使蒋介石也不得不抵抗。

　　第二就是动员能力的提升。中国曾经最差的就是动员能力，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即便技术不如人家，如果有效动员、团结抗战，我们还是有很大抵抗力。在国家动员方面，共产党的作用大于国民党。由于当时国民党执政，中共在武器装备上比较落后，但在发动群众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说，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是靠技术或装备，而是靠卓有成效的动员能力和团结能力。

　　第三是国际援助，由于中国有作战意识，国际力量愿意支持中国作战。

　　第四是华人华侨在国家衰败之时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最后是国共进行了适合当时条件的分工：国民党建构了正面战场，在西南地区形成了有效防线，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在日本人背后进行了有效抵抗。

　　金灿荣指出，最早对国共分工进行描述的是美国人，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形容，说日本买了一件新西服，共产党把西服挖了一个口子又一个口子，第二天发现西服变成了网。日本人只能占领大城市的交通线，其他地区就丢了，气得不得了，就好像当天花了三千块钱买的西服，早晨起来只值三十块钱，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意义。

　　至于抗战的成果，金灿荣认为，第一个成果在于中国人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认同。在抗战开始的时候，一般的中国人区分不了外地军阀和日本人的区别，没有国家认同。但抗战结束时，即便最先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北也知道，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是比对日本人坏，抗战后期没有粮食吃，日本人可以吃粮食，东北老百姓就吃棒子面，人分三六九等，日本人最后告诉中国人，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是中国人。所以，抗战胜利第一大收获就是即便在最小的地方，中国人也能认识到我是中国人，这种现代国家认同是了不起的收获。

　　第二，就是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三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执政经验。当时中共在日本人后面建立起十九块根据地，有一亿人民，有一百万正规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能够养活一亿人并培养出有效的战斗力，这说明中共在1949年进北京时已经有很强的执政能力。

　　关于抗战胜利与今天的世界新秩序的联系，金灿荣教授认为，抗战胜利有助于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而共产党执政引领中国崛起，中国的动员能力是近代所有国家中最强大的，而社会动员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六十年来工业化的成就相当于英国两百年的成就，以至于当今世界90%的制造业集中在北温带三个地区，西欧、北美和东亚，而且东亚的块头在扩大，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化最终的意义远大于日本。

　　金灿荣说，抗战胜利最后促成了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的建立确保中国工业化的成功，而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导致了五百年来，以西方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的改变。近五百年间国际上唯一一次非西方的因素上升，就是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但日本和四小龙对于西方而言是可控的，因为规模小，战略上不独立，西方可以成功的把日本和四小龙的工业化解读为西方的成功。但中国大陆的崛起会改变这个逻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决定，中国不可能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一步步跟着西方走，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路。所以理论上讲，西方崛起之前，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就是西方道路，四小龙和日本的崛起没有改变这条道路，但是中国大陆的崛起，最终打破近代形成的西方文明的神话，中国确确实实走出了这样一条不一样的路。

　　“中国崛起最后会在物理、心理层面，改变五百年来西方主导的新体系，这是中国抗战胜利七十年对世界新秩序构建的一种贡献。” 金灿荣总结说。

　　彭光谦：中国需要重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著名军事评论家彭光谦将军认为，目前对于维护战后秩序存在一些误读。他指出，维护战后秩序的原意是指二战以后，反法西斯战胜国通过战争换来的、以开罗宣言或联合国宪政为基础的法律秩序不能违背。我们要维护的就是二战后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际正义，包括主权国家不受侵犯、和平处理国际争端、不干涉他国内政等不可颠覆的原则与底线。而现状是，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并未得到有效维护与落实，包括日本并未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

　　与此同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沉重的民族牺牲和巨大代价，在战后七十年里却没有得到客观的评价与应有的尊重。西方谈反法西斯战争往往只谈西方战场，不谈东方战场，对日本侵略时间的界定也含混不清，把这段历史搞糊涂了。

　　彭光谦总结，“今天我们要提升自信、振奋民心，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大国地位不是别人给的，而是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中国需要重申自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促进战后秩序基本原则的维护与落实，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这也是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重要意义。”

　　贾秀东：阅兵显示了中国现在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秀东认为，二战后世界秩序存在着缺陷。首先从经济角度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演变成国际经济危机，说明战后经济方面的秩序显然没有办法阻挡这种危机，这是缺陷的一种表现。

　　第二是政治秩序方面，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排他性体系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亲疏，产生许多问题，比如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种种。

　　第三是安全问题方面，战后提出的一些同盟关系也有很大缺陷。比如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方面，美国经常把和中国的关系放在其同盟关系安全、利益的考虑之上，从同盟关系角度出发看问题。

　　贾秀东说，战后国际秩序较为突出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即群体性崛起，其对国际秩序、国际格局的影响非常大，实际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群体。所以，不论是亚投行还是大阅兵，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反应较为积极和乐观，而过去几十年国际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则有些顾虑。对中国抗战的认识也存在类似情况，西方对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认识，在冷战开始的时候已经不足或是故意忽略。但是目前来看，亚投行的设立比较顺利，大阅兵最后公布的各国出席情况也堪称阵容庞大，这种结果本身也显示了中国现在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贾秀东认为，我们不妨从中国不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说起。简而言之，中国不希望单一国家或地区独揽一切，对我们核心的利益造成损害，而我们却没有太多的机制和手段予以反制。所以纵观近年中国外交，在政治上追求各国平等，大小国家平等，强弱平衡；在经济上追求互利共赢，在安全问题上主张合作，保卫共同的安全。但这种国际秩序的愿望比较理想化，现实显然还不是这样。在理想与现实中间怎么拿捏，对中国是一个挑战和问题。

　　贾秀东强调，在国际秩序的改善过程中，我们理想的目标不易达到，但是应该距离理想越来越近。贾秀东认为，中国首先要注重“势”与“度”。所谓“势”，是说我们在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要确保国际格局的演变符合我们的核心利益；所谓“度”，是说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要把握好分寸和尺度。把势和度结合好，

　　“中国未来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会逐渐改善并更加巩固。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很难追求完美，总会有一些批评质疑的声音。”贾秀东认为，中国应适应不同的声音并有所借鉴，逐步接近一个理想的国际秩序。

　　王义桅：中国能否为世界秩序带来新的超越

　　“总而言之，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二战以后都没有达到真正清理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目的，没有改造战争的土壤，没有完成消除大国冲突和矛盾的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浪费了。就像世界金融危机被浪费，因为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浪费是因为所谓的战后国际秩序很早就崩溃了。

　　在欧洲，随着北约的建立，冷战的形成，曾经的盟友变成敌人；在亚洲，日本没有受到很好的改造，50年代美国竟然片面对日搞了一个旧金山和约，把中国钓鱼岛等核心利益交给了日本，罔顾中国作为战胜国的立场。

　　今天我们讨论国际秩序，还是在大国中心论、列强中心论的体系之下，而从国际格局来看，传统的东西方格局早已动摇，从经济格局来看，非OECD国家已经超过OECD国家的产出。王义桅说，“所以，战后在东西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超越西方中心论的世界性秩序的任务没有完成，二战在此意义上是浪费的。”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回到问题的原点，接续未完成的任务。现在某些国家指责中国挑战国际秩序，却忽略了中国本就是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之一，要维护的是被挑战的秩序。” 王义桅说：“英国人拉纳·米特写了一本书叫《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这让中国人感到欣慰，但是大部分欧洲人没有这样的认识，此即我们纪念的意义所在。”

　　王义桅提到，基辛格在新书《世界秩序》中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世界秩序，有的只是地区秩序，或者说以一个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如《大国政治的悲剧》所言，世界不存在全球性帝国，而大家都想做全球性力量，最终求而不得。

　　王义桅认为，探讨国际秩序，应该追问我们能不能超越古代、近代或者战后的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真正建立一个东西方、南北方平等的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包括三方面，第一就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文明复兴，以文明为基础的秩序。

　　近代以来，欧洲人走向海洋，用强权在世界范围内殖民，用欧洲逻辑建立秩序。希特勒也好，军国主义也好，都是将国家力量发挥到极致的结果，而文明秩序是多样化的，不以现代化、鄙俗的综合国力为代表。古代世界秩序本来就是文明秩序，而四大古典文明都在欧亚大陆，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二种秩序是战后以国家为单元的国际秩序。该秩序仍然存在，但已不能完全包容现实问题。比如对中国复兴的各种威胁论或崩溃论，其实还是在按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观点来理解中国。

　　第三种秩序是公民秩序。基辛格在新书中也提到，一个秩序能不能持续，能不能有合法性和认可度，最终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公民能不能接受。

　　王义桅教授认为，这三种秩序现在同步存在。总体上建立起一个不同文明的、超越原来国家意义上和西方中心论的界限，建立起东南西北相对平衡的伙伴秩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所以，纪念二战胜利，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年，最后是回归到“一带一路”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多地从文明层面思考中国能否为世界秩序带来新的血液、新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