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脱变中虚拟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思考

　　冷战结束20 年了，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的单极世界正在向多极世界脱变；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向实体经济拓展，发达国家正在向虚拟经济脱变；贸易上，改变了发达国家定价一言堂，美正准备另起炉灶，可“TPP”路漫漫何其远；金融上，欧元、美元、日元、人民币群雄逐鹿,QE相继出台，金融战火经久不息；军事上，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传统军事领域斗争与非传统领域军事斗争相互交织，演变出六维空间与政治、经济、外交、制裁、遏制等创新战法；文化上，正在向多元融合演变，企图用一种文明去代替另一种文明的极端主义，正在被无限反抗所洗礼，面对一个脱变的世界，人类正在从理论到实践中接受着文明的考验。

　　新的形势下需要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核条件下的世界格局和理论背景正被网络战争带来毁灭性后果所影响，人类需要重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去迎接“脱变时代”的考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产业链连接更加紧密，几乎到了东打喷嚏，西就感冒的程度。“一块新利润、二个新流程、三个新世界、四种新关系”的理论框架正在使金融资本利益成为核心利益，而“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应运而生，正在改变零和理论并使其进入边缘时代。发展、合作、共赢与竞争、遏制、俱伤并存，谁赢得正义谁就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

　　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正变成现实，在大国框架内重点同发展中大国合作，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新的动力。当西方经济“脱实向虚”疾进时，也为我国和发展中大国提供了新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期，发展实体经济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还不具备西方的经济强权和军事霸权，没有玩“虚拟经济”的资格，如过早的参加必将对实体经济建设带来影响。在经贸易领域我们又不可能离开国际市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与国际资本打交道，因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必须“水道渠成”，没有必要过早的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

　　美元、欧元的霸主地位之争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质上美元已经变成了主权信用货币，美国经济的虚拟化深化了欧、美货币矛盾，欧盟也加快了推进虚拟经济QE，弱化了欧盟的实体经济，美欧愈来愈依赖进口商品，虚拟经济的寄生性、垂死性正在扩大，这给发展中国家扩大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对于美欧两大经济体的对抗，中国的最佳选择不是参与，而是积极的扩大与其贸易。中国的实体经济规模足够应付欧美经济虚拟化对商品的需求和我国“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需求。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我可以为欧美提供更多的贸易顺差，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坚持走中国工业化特色的道路，作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必须防止外资主权信用货币虚拟对我国实体经济 “剪羊毛”，作空我经济实体。

　　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不仅改变了经济规律，也改变了政治、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的规律，使这些改变随着金融资本主义利益要求起舞。

　　金融资本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是：短期性、高集中性、高流动性和对强势货币的依赖性。金融资本流动性背后是国家政治强权的超限扩张和对民众财富的掠夺。在这种大背景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要考虑中美关系的现状，更要考虑这种时代背景。

　　中美实体经济大国和虚拟经济大国具有互相依赖关系。中国一个是实体经济大国，美国是虚拟经济大国，两国具有相互补充和结成战略盟友的可能。美国离不开中国的市场繁荣，这对美国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物质增长能力一定程度已成为美国社会福利的泉源，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和可能。虽然美国已经改变了对我国的关系定位，把“非敌、非友”关系为“亦敌、亦友”关系，但现实的美国物质利益又迫使它不得不服从短期的利益需求。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美国对中国经济上即需求政治上又排斥，即有中短期需求又有长期排斥，这种排斥形成了两国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不同解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是暂时利益上的契合，而绝非长远上的共处。美国要保持长期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国要不断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双方产生矛盾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性在中短期内还难以改变。中美之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地位，让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仍大于矛盾，因此，中美仍将在建立新大国关系中进行深入磨合。中国没有必要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必须作好发生正面冲突的准备，准备的越充分就越可能避免冲突，相反只能发生正面冲突。

　　我对外战略应该更加积极。在中美关系上我们不会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在周边关系上我们可以做出更多的担当。中国要走出去首先要营造好周边安全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就不可能真正走去，要处理好“弘义与融利”的关系，真正作到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安邻、富邻、强邻。上合组织的扩大、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将为营造好周边安全环境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近期社会上对结盟的呼声愈来愈高，认为中国没几个真正的朋友，这是沿袭了冷战思维的影响。事实证明结盟也不一定会是真正的朋友，北约是美国经营近一个世纪的盟友，可在直接利益面前，英法德直接宣布不参与叙利亚的倒阿萨德战争、在乌克兰矛盾冲突中德法绕开了美国与乌俄举行了四国谈判，世界没有什么永远的盟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中国在实施对外战略中要充分考虑周边国家的战略利益需求，要使责权利融为一体，用经济杠杆连接各方利益，而不是主导地区事务，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更不能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在周边关系中不但要获利，更要有担当，要从周边国家长远利益和基础建设上着眼；在周边国家遇到困难或利益受到影响时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不能只让其它大国左右周边形势，给我造成被动。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绝对权利的制衡。我们强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不赞成G2、G3关系。中国坚持和谐世界理论，建立世界多极化体系，要构建、完善现有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体系，而这一新的国际结构体系正在逐渐形成。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同盟体系，很难容纳新兴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需求，也无法为世界提供安全环境保障。面对这种冷战时代传统联盟，只能摒弃不能模仿。我们要创造更符合世界发展需求的国际关系框架。中国领导人在亚信峰会上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它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我们反对主导国家利益最大化，把安全体系搞成集团与集团的对抗体系。我们强调“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很多国家建立了更紧密的战略合作， 这其中，不少是通过签订法律文件确定了缔约国的权力与义务。就国际法律面言，“共同体”突出的是平等合作，互利互惠、安全与发展一体，不站队、不排他。这无疑是对国际安全与发展机制创新，也是营造未来世界格局的大战略。这样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化解了冲突的机率，减弱了同盟选边、站队的效应，维持了大国关系的均势，能有效防止冲突走向失控。

　　我们的目标并非与美主导的同盟产生对抗，而是要对旧的体制和绝对权利产生制衡，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全球多极化和经济共同发展的进程。（纪明葵，国防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