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共同体不应仅是一个梦想，还要有行动。”这是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正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上演讲中的最后一句。在这个虽然定位为“非官方”然而规格却很高的国际性论坛上，“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个诸多政治家、学者口中的“热词”。

　　论坛的大主题是“和平”，而本届的主题定为“同舟共济：理解、协商、互助”，可以看出，用“同舟共济”这一带有浓郁的“命运共同体”色彩的词汇来表达对“和平”的阐发，体现了论坛方对于当前和平问题的解决所形成的思考。而“理解、协商、互助”无疑是论坛方所认为的，要塑造“命运共同体”所必须坚持的精神。

　　而在对人类整体“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和阐述中，亚太或者说亚洲的命运共同体，又成为大家考虑的重中之重。大概在普遍的印象中，亚太的安全是面临最大挑战的，而“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最有难度的。当然，普遍的看法又是，即使有种种难度，也并非不可能。

　　然而，如果说“命运共同体”还只是一种过于笼统的描述、一种人类整体的带有理想情怀的向往、一种解决人类冲突问题的哲学设想，那么，区域“一体化”则显得实际得多。在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演讲中，他把“一体化”视为“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实际体现。

　　政治家们对“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与宏大设想的分析，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然而，对它背后的深层逻辑分析却鲜有涉及。实际上，之所以这一概念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共鸣，就在于，在笔者看来，它体现了人类发展尤其是现代化发展的一般逻辑。而幸运的是，我们正处于这一关键阶段，有幸见证它的发生，并且在见证许多人为之努力。

　　“命运共同体”是一种颇有情怀的描述，它更倾向于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而非像我们之前经常做的那样，将之按种族、地域、文化、信仰、意识形态、发展程度等等进行区分，这反映了我们看待自身命运的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具有了更开阔的视野、更广博的心胸，它更体现了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古典格言的所包含的共同精神。它试图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共同发展，而非像以前那样，通过损害别人来发展自己。这是人类认识自我达到的新高度。

　　然而，用更加直白的说法，“命运共同体”似乎也可以这样来形容：它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最终实现的表现方式。所以，当前我们在呼吁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在迈向高度现代化方面所必经的一个阶段。只是到了目前这一阶段，我们不得不向前迈去。我们是处于现代化的规律中并做着合乎规律的选择。当然，这样的选择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欧盟、非盟、东盟等一系列的区域一体化已经是在往这方面迈进，但到了今天，它已经不再单单是某个区域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问题，所以，显得尤为迫切。

　　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何说“命运共同体”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呢？这又涉及到对“现代化”的理解问题。“现代化”是一个产生于近现代西方社会、至今备受关注、然而定义又颇有争议的概念。到底什么是“现代化”，怎样才算实现“现代化”，更是一个言人人殊的话题。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不管你采用哪种现代化概念——那就是，现代化必然是人自身解放的一种体现。在本届和平论坛上发表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和平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说：“只有全人类共同解放才能解放每个人自己。”其实，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表达，正是对现代化内在逻辑的描述：“解放每个人自己，最终促成全人类的共同解放。”也就是说，一切现代化，一切历史的发展，其基础恰恰在于人自身欲求的满足及对满足的追求，同时，还有对于人性的完满和自由的追求，而这两者统合起来，构成了人的解放的主要方面。而这一解放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即在于人类理性的进步、在非宗教的意义上理性道德的进步，以及建立于理性进步基础之上的社会机制的进步。一代一代的人类社会，正是在这样的追求之下，才得以一点一点向前发展，取得进步的。这也就是现代化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这样的动力就要求，在发展中，人类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屏蔽有害的行为，并在精神层面不断达到新的高度，这就是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种种人类机制的调整，而且出现越来越多的机制在促使人们走向“共同体”（从区域开始），因为“共同性”在很多时候，最能帮助人们最大程度地化解冲突、发展自己。这其实又涉及到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趋同”的特点，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到了今天，之所以说“命运共同体”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去思考、建设的阶段，是因为，如果仍按照曾经的丛林法则去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人对自身解放的要求，甚至威胁到人类自身命运的安危，而且也已远远落后于人类理性进步的现实。正像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本届论坛上发言所说的，“现在正处在大国关系剧烈变化的时期。……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世界政治秩序的原则是基于一个核心的原则，那就是力量均衡来避免不可挽回的战争，这是欧洲历史上所有主要条约的基石……力量均衡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在扩充实力来抵御威胁，我们看到冷战时期就是这样。同时，力量均衡意味着会建立盟友，建立同盟体系，这同时会带来僵化和脆弱性。”

　　正是在这种旧体系脆弱性越来越凸显的情况下，德维尔潘认为，“国际法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取决于“力量”而取决于“国际法”，也就是普遍的“规则”，这正是一种人类理性进步的体现，一种“共同体”思想的体现。印尼前总统苏西洛更是在本次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大国冲突将是历史的倒退”，这同样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进步。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前行，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停留或回到过去。（转自爱海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