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至24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美在战略、经济、人文等方面的深入交流将为两国增信释疑、推动新型大国关系添砖加瓦。

　　事实上，本次对话的召开恰逢其时，尤其是有利于清除两国关系中的噪音、杂音，为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出现了对华强硬的刺耳噪音。年初，现任美国哈德森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曾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中国事务顾问的白邦瑞出版《百年马拉松》一书，认为中国四十多年来一直在秘密实施“百年马拉松”战略，希望在2049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现在应采取强硬应对措施；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则在4月发布题为《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的特别报告，报告无非是“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的老调重弹，认为美国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已经“破产”，中美战略竞争远超合作的局面已成“新常态”，美应积极制衡中国崛起；被尊崇为“首席知华派”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也在5月不无担忧地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临界点”。

　　当然，理性者也大有人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傅泰林、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澜等撰写的《亚太净评估》报告表示，中美应进行更具长期性、综合性、战略性的对话，并对各自担忧和意图进行详尽评估和解释，保持高度透明性。就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召开前，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6月22日发表文章，批驳其他一些学者鼓吹的调整对华政策建议，认为这么做只会毁掉苦心经营的中美关系与亚洲和平。

　　分析可见，虽然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中美这两艘巨轮却有足够理由保持定力。

　　首先，必须认清这场辩论的消极声音并不能代表美国学界和战略界主流。如白邦瑞虽为美国前国防部顾问，并号称“中国通”，但实际上目前他对美国学术界和战略界的影响力几乎为零，美国学者普遍对白邦瑞本人及其学术能力评价不高。

　　第二，辩论的实质是部分学者未能准确把脉国际形势，无法接受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力。这种不适感导致一些人焦虑不安，怀疑美国是否对华过于软弱，是否应采取其他强硬的应对措施，以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

　　第三，美国已经进入大选周期，对华政策成为辩论焦点也符合规律，不必过分解读。今后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或仍将成为两国关系的热点，一定程度上也会助长质疑中美关系的声音。

　　第四，中美两国仍然拥有管控分歧、增进合作的机制。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无疑是其中典范。相信九月份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面将向外界传递出更加清晰的信号，中美关系不会走向“临界点”甚至“脱轨”，而会进一步朝着新型大国关系迈进。

　　不难发现，今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减压阀”和“推进器”。对话召开前，一度被媒体形容为“剑拔弩张”的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就已经得以降温。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对话前表示，美方支持以外交途径解决南海争端，另外中美都易受到网络攻击，需合作应对，这一表态为对话创造了积极氛围，缓和了长期以来看似紧绷的中美关系。

　　展望未来，2016年美国大选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其对华政策都不会发生本质变化。但是，两国仍需谨慎管控危机，并在合作中深化关系。

　　一方面，中美应及时沟通，打消对方疑虑。美国总难以分辨“颠覆”和“改革”的区别，认为中国意图“颠覆”国际秩序，实际上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美国还怀疑中国要在亚洲“另起炉灶”，将美国挤出亚洲，实际上对于亚洲发展，中国一贯秉持开放的积极态度。因此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等问题上，中美仍需加强沟通与交流，增信释疑。

　　另一方面，两国应继续扩大合作。中美关系存在竞争面不可否认，但加强双边合作仍是两国对彼此政策的重要部分。中国不断发展、美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相对衰落是两国必须面对的现实，然而我们更应看到，经济高度依赖、双边合作机制蓬勃发展、全球性议题必须依靠中美通力合作实现“多赢”等因素都将促使两国越走越近。

　　与此同时，两国无法也不必回避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二者达到“平衡点”，或许这也将成为确保中美关系不会走向“临界点”的“新常态”。(孙成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