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有枪在美国是合法的，所以在治安不好的城镇，警察心情很紧张，动辄掏枪就成了习惯。我上个世纪90年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房东是一对老夫妻，老头有夜游症，经常会游荡到邻居家的花园里。有一次他真走远了，老太太和我分头在马路两边找。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位年轻的黑人女警察，老太太很兴奋，就大声招呼，而小姑娘不知何事，四处张望，右手就放在枪套上了。老头找到以后，老太太请这位警官喝咖啡吃蛋糕，警民同乐。姑娘很开心，说最喜欢帮助居民做这种事情，不喜欢处理刑事犯罪，很紧张和危险。

　　在每一个犯罪率高的美国城市，贫困和肮脏总是集中在、封闭在一些黑人或者其他少数族群的居住区。黑人的贫困率比较高，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情况有很大变化，目前70%左右是中产阶级，这些人当然不住在贫民区。赤贫人口在美国是少数，没有多少选票，很多聚集在大城市。其实在中小城市和乡村同样有这样的社区，也存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贫困白人社区。在选票决定一切资源分配的制度下，谁会来照看这些对重大公职选举没有影响的穷人？奥巴马很努力，不过他设计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遭遇重重阻力，因为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觉得，这种计划照顾的是比他们穷的少数人。在美国，崇尚个人奋斗是主流的价值观念。不少人认为，国家介入社会生活太多会侵犯个人自由，还会影响经济的成长。在犯罪很严重的穷人社区，政府发现光有福利不行，还得有细致的生活指导。这些举措经常会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认为政府想当“老大哥”，干涉到了他们的私生活。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民意有明显左转的迹象。在民主党的希拉里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之后，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宣布要参加。他是唯一公开声明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在任国会成员，是多年来第一位出来竞选总统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刺激美国政治左转的因素不是最底层穷人的状况，而是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中产阶级中下层的衰落。国会参议员、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是一位被公众和媒体贴上“社会主义者”标签的政治家。根据她2004年的研究，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要低于30年之前。她在当时的另一项研究指出，申报破产的美国家庭中有50%是因为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而在去年的一本新书里面，沃伦痛心地写道，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和政府公共投入不足，传统的机会平等不复存在，中低收入美国家庭的向上社会流动日益困难。

　　沃伦尖锐抨击华尔街的自私和贪婪，一直要求对金融资本加强规范。但是美国文化的一个弱点在于，多搞社会福利和政府监管被认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不可公开讨论、更不可公开宣传的禁忌。其结果是，美国的社会福利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差的，贫富分化是最厉害的。其实在保留发达市场经济的同时，美国不妨学习“一国两制”的思路，更加开放地讨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借鉴一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让政府更有效参与经济和社会的宏观调控。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一直是清楚的。虽然我们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仍属于很靠后的水平，我们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一直在改善和进步。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先进的，又是普通百姓上得起的，医保的覆盖范围也在持续扩大。

　　民主党左翼的纲领有社会主义成分，重视社会福利和国家调控。桑德斯和沃伦这些政治家代表着我们长期忽略交往和沟通的一个群体，即中产阶级中下层和贫困居民。当美国统治阶层担忧中国强大的不友好声音抬高的时候，担忧工作机会流失到中国的中下层民众往往附和。中美双方的沟通应该是全方位的，不应该忽略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探讨。中美应该互相学习，研究和评估对方在经济、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更多在合作发展与社会公益前提下协调贸易经济交往，共同来诚恳关心两国的劳工利益。这对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是一件坏事。社会主义是一座道德制高点，运用好了，会是我们在外交上强大的软实力。

　　美好的梦想离现实，其实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遥远。（彭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