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之初，拉美曾接二连三地遭受债务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无怪乎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道：让我们玩这样一种文字游戏：一个人说出一个词或短语，另一个人把他听到后头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回答出来。如果你对一个见识广的国际银行家、金融官员或经济学家说“金融危机”，他肯定会回答：“拉美”。

　　然而，在最近十多年，拉美经济似乎凤凰涅槃，走上了良性增长之路。尽管近几年拉美经济增长率优势下跌，但拉美的长期发展趋势不容低估。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路易斯·阿尔韦托·莫雷诺曾说过，拉美地区悄然发生的意义深远的变革为大部分拉美国家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该地区正在与亚洲国家一道，引领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他甚至还认为，拉美正在进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拉美的十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说，拉美人应该教欧洲人如何应对债务危机。

　　拉美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因素”，即中国为拉美经济增长创造的众多机遇。例如，中国对初级产品和原料的需求提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使大量出口这些货物的拉美国家受益匪浅。又如，中国出口到拉美国家的产品价廉物美，有助于长期遭受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拉美国家控制通胀压力。再如中国在拉美进行大量投资，一定程度弥补了拉美的资本短缺。

　　与此同时，庞大的中国市场也为拉美提供了无限商机。在今天的中国市场上，来自拉美的产品越来越多。拉美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获得大量利润。因此，“中国因素”对中国和拉美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共赢”。

　　除经贸领域以外，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毋庸置疑，中拉关系已进入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的最好时期。

　　当然，百尺竿头的中拉关系需要更上一层楼。一方面，中拉经贸关系在稳步推进，拉美的发展已离不开中国；另一方面，拉美却经常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有时甚至以违反WTO规则的行为保护其市场。

　　中国在大量进口拉美的初级产品和原料时，拉美的一些媒体却说中国的行为阻碍了拉美国家提升产业结构的努力；而近几年中国因放慢经济增长率而减少对拉美初级产品和原料的需求时，不少拉美人又将近几年拉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归咎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上述误解显然不利于推动中拉关系的发展。

　　还有一些拉美人认为，中国与拉美国家在推动经贸关系时应该“超越互补性”。这一建议并不完全正确。诚然，中拉双方应该优化其贸易结构，最大限度地实现进出口产品的多元化；但是，众所周知，在全球化时代，经贸关系的动力来自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互补性。换言之，只有充分发挥中拉双方各自的比较优势，使中拉经济的互补性实现最大化，才能维系中拉经贸关系的可持续性。

　　受语言、文化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中拉之间的相互认知不深不透。中国人对拉美所知甚少，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更为肤浅。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帝国主义”这样的词汇不时出现在拉美的一些媒体上。有些拉美人担心，明天的中拉关系会成为昨天的美拉关系。还有人甚至认为，在拉美上空，中国国旗上的5颗星早已开始取代美国国旗上的50颗星。

　　李克强总理的拉美之行既能进一步落实中国与有关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的细节，也能有力地增进相互了解，消除拉美人对“中国因素”的误解。此外，中国企业在进入拉美市场之前要充分了解该地区的种种风险，站稳脚跟后最大限度地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