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印度外交历来引人瞩目。进入21世纪后，在维持印俄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随着印美关系、印日关系的不断升温，印度的不结盟外交在各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呈现更为显著的全方位特征。不过，倘若将中印关系与印俄、印美、印日关系对比，印度外交战略颇显远交近攻的态势。尽管中印关系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但印度仍是当今与中国陆上边界争端最严重的国家，两国甚至于2013年4月和2014年9月先后两次在边境地区发生军事对峙。相比印度与俄、美、日等其他大国的关系，中印关系因受领土争端的制约，发展过程更显曲折，面临的潜在挑战较大。在此背景下，印度总理莫迪于2015年5月14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继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访问印度之后两国高层的又一次重要互动。中印之间频频开展高层互动，是否意味着印度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已告终结？又是否意味着中国也已进入印度外交左右逢源的战略视野？

　　一、国内政局对印度外交的影响

　　印度最早的政党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成立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1885年。国大党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1947年印度独立后，国大党长期执政，从1947年到2014年，国大党只有13年不是执政党。尽管就历史渊源和执政时间而言，国大党是印度第一大政党，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民党的政治影响力逐渐扩大，印度政坛逐渐形成了国大党和人民党两党并立的局面。而在2014年大选中，人民党以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击败了国大党，夺得了人民院545个议席中的282席，而国大党仅获得44个议席。印度政坛的天平开始倒向人民党。

　　人民党之所以能在2014年大选中完败国大党，主要源于印度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与两党的外交战略并无直接关联。在2014年大选之前，国大党已连续10年执政，却始终无法有效解决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贪腐丑闻频传等问题，政治声望受到较大影响。在此背景下，长期以来作为国大党领导核心的尼赫鲁─甘地家族逐渐失去民众支持。继尼赫鲁、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和索尼娅·甘地夫妇之后的第4代传人拉胡尔·甘地对政治的热情不高，在2014年大选期间被莫迪称为“不情愿的王子”，更使国大党缺少足以凝聚人心的领军人物。人民党正是抓住了上述机会，在2014年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国大党。

　　有观点认为，人民党相比国大党的民族主义色彩更显突出。1998年5月，正是在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强行进行核试验。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大党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反对党，对人民党政府的核试验也表示支持。事实上，国大党与人民党在外交战略上并无太大差异，两党都强调以不结盟作为外交战略的基本指导方针，在此基础上开展全方位的务实外交，希望通过不依附任何其他大国但又与其他大国加强合作来缔造印度的世界大国地位。无论国大党还是人民党执政，在处理与美、日、俄等国的关系时，既注重保持自身外交战略的独立性，又重视与各大国的合作，希望获得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而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两党也都秉持“防范加合作”的基本方针，一方面在领土争端上立场强硬、毫不退让，对华保持防范，甚至将中国视作首要外部威胁，另一方面也在双方的共同利益领域推动合作，希望保持中印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尽管2014年大选后印度政坛出现了新一轮政党轮替，但国内政局变化对印度外交战略的基本走向影响相当有限。

　　二、印度外交战略：从不结盟到全方位的大国缔造式外交

　　自1947年独立至今，印度外交战略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调整，但不结盟作为基本指导方针一直延续至今。早在独立之初，印度就已将“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作为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不过，不同于美、苏、日、英、法等其他国家，也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一度与苏联结成中苏同盟的中国，印度始终将不结盟作为缔造大国地位的主要外交手段。冷战中前期，印度在以下三方面受益于不结盟外交：其一，印度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中得以左右逢源，从两个超级大国那里都能获得可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其二，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间享有较高的国际声望，甚至一度被视作第三世界的领袖；其三，尽管印度的综合国力远不如美苏两强，甚至弱于中国，但印度维持了自身外交战略的独立性，并且巩固了作为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首要大国的地位。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致力挺印度，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也对印度表示支持，这在冷战时期实属罕见，表明印度的不结盟外交当时已产生较好的效果。尽管自1971年《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签订至冷战结束，印度和苏联关系更为密切，和美国相对疏远，但印度并未正式加入苏联阵营，也从未和美国彻底决裂。纵观整个冷战时期，印度的不结盟外交虽然不是在美苏之间完全意义上的等距离外交，但至少在形式上一直得以延续。

　　冷战的结束使印度在维持印俄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获得了发展印美关系的空间。美国尽管对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保持高度关切，对印度核试验却相当宽容。2000年3月，距印度核试验不到2年时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印度，大谈“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此次访问期间，两国在《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的联合声明中声称要建立“新型伙伴关系”。2003年，印美“新型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2005年6月，印美签署《印美防务关系新框架》，对两国军事合作进行了规划，内容涉及联合军演、合作研发和生产武器装备、人员培训与交流等诸多方面，美国实际上给予了印度准盟友待遇。2006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印，在印度坚持拥有核武器的背景下，印美签订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意味着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了印度的核国家身份，由此解决了困扰印美关系的一大难题。此后，印美关系驶入稳步发展的快车道。2010年6月，由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时任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共同主持的印美第一次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由此开启印美高层对话机制。至2014年8月，印美战略对话已举行五次。

　　由于日本一直以美日同盟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印美关系的升温也带动了印日关系的发展。印日之间既没有诸如边界争端之类的重大利益冲突，也没有难以摆脱的历史包袱。尽管曾因1998年印度核试验受到一定影响，冷战结束以来印日关系不断强化的趋势并未逆转。2000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双方表示要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并恢复因印度核试验而中断的双边安全对话，表明印日关系开始走出印度核试验的阴影。2005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决心大力深化两国“全球伙伴关系”，并开展“高级别战略对话”。2006年12月，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 辛格访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构建“战略全球伙伴关系”，比森喜朗访印时达成的“全球伙伴关系”更进一步。辛格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说中还把印日合作比作“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和亚洲最发达的国家”的结合。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在访日期间公开表示希望“向世界推广与日本共有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并和安倍晋三首相一致决定将印日关系提升至“特殊战略性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冷战中后期，特别是1971年《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随着印苏关系的大幅升温，受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影响，印美关系和印日关系一度冷淡。尽管印度的不结盟外交在形式上依然延续，但相比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左右逢源，印度外交的全方位特征趋于弱化。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在印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维持的同时，印美关系和印日关系实现了稳步发展，印度不结盟外交的全方位特征再度强化，在大国之间重获左右逢源的巨大空间。毋庸置疑，这条由不结盟开端的全方位外交之路将继续成为印度缔造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路径。

　　三、印度对华外交：防范加合作

　　与美、俄、日等其他大国不同，中国既是唯一与印度有陆上边界的大国，也是印度独立后唯一与之有过军事冲突的大国，还是唯一与印度尚有边界争端悬而未决的大国。在与美、日、俄等国的关系中，印度主要面临的问题只是如何通过左右逢源获得更大的利益。对比之下，就中印关系而言，印度面对的却是左右逢源还是远交近攻的战略抉择。印度外交若奉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显然美、俄、日等国显然是“远交”的对象，而中国就是“近攻”的目标。

　　冷战时期的印苏接近，与其说是美苏两极对峙的产物，不如说是中苏分裂的副产品。正是出于对抗中国的共同动机，印度和苏联逐渐形成准盟友关系。20世纪70年代至冷战结束，随着印苏关系的大幅升温，中国和巴基斯坦也越走越近，由此在南亚地区形成了以印苏为一方而中巴为另一方的小两极对峙格局。冷战结束后，随着中俄关系逐渐走出中苏对抗的历史阴影，尽管印度与俄罗斯继续保持密切合作，但共同对抗中国的战略动机已大为弱化。

　　然而，对中国予以有效牵制却是近年来印美关系和印日关系升温背后的重要因素。无论美、日，还是印度，面对中国的崛起，都希望借助对方的力量予以制衡。在对华关系上，印度不仅在中印边界争端中毫不妥协，而且不断有高层官员对中国发出挑衅性言论。1998年印度核试验期间，为争取美、日等国的谅解，时任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声称“印度发展核武器是迫不得已”，是由于受到了“那个强大的北方国家的威胁”。2008年11月，时任印度外交部长慕吉克也公开声称中国是对印度安全的挑战。2014年莫迪当选总理后，中印关系依旧存在摩擦。2014年9月，中印两国再次在边界地区发生军事对峙事件。鉴于中印边界争端在短期内难以获解，未来印度对中国的防范难以彻底消除，这也给美、日两国拉拢印度牵制中国的外交战略创造了施展空间。

　　尽管如此，印度和美、日两国正式结成反华同盟的可能性并不大。一方面，印度对彻底倒向美、日有较大顾虑，除非国家安全受到中国的重大威胁，印度很难放弃几十年来至少在形式上始终延续的不结盟外交。印度并不甘沦为被美、日利用的“棋子”，而是更倾向于利用美、日的支持向中国施压。印度倘若与美、日两国贸然形成联盟关系，其左右逢源的外交战略空间将大幅缩水，这显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印关系虽然受到边界争端的影响，但中国始终希望与印度求同存异，基于两国的共同利益推进中印政治经济合作。事实上，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两国在众多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中印合作的重要价值都是印度外交难以忽视的。此外，倘若中印关系的发展始终停滞，印度外交的全方位特征也将大打折扣。

　　就未来而言，印度对华外交将呈现防范与合作并存的双重特征。由于中印边界争端短期内难以获解，中印关系难免会有波折，印度对中国的防范也将持续，以牵制中国为重要考量的印美合作与印日合作仍将拥有存在的空间。然而，只要中印边界争端不进一步恶化，基于两国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印合作必然成为印度全方位的务实外交无法忽视的亮点。从这层意义上讲，未来印度外交将奉行远交近攻与左右逢源并存的双重战略。相比印度与美、日、俄等其他大国的关系，印度对中国仍将有较大的防范，中印关系仍然面临较大的潜在挑战。但中国近年来的实力增长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也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印度不结盟、全方位的大国缔造式外交战略左右逢源的范围也将随着中印关系的前行而进一步拓展。在搁置边界争端的前提下，中国并不只是印度远交近攻战略中的“近攻”目标，也将在印度左右逢源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中成为富有价值的合作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