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来，中国内部一直在持续着一场关于中国外交方向的大辩论，学界和政策界关于新世纪中国的对外政策到底是应坚持“韬光养晦”为主，还是奉行“有所作为”为主进行了长时间的笔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持续十余年辩论的结果也日渐明朗。

　　事实上，自罗伯特·佐利克称呼中国为“利益攸关者”开始，各种调门的“中国责任论”就铺天盖地而来，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更是被欧美媒体视作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时刻（coming-out moment），加之中国在2010年在GDP上跃居世界第二位，所以早已曝光于世界镁光灯下日渐强大的中国，就被要求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在此情况下，总不至如鸵鸟一般遇事则将头埋入砂砾，世界上也并不存在这样一堆可以遮盖住中国日渐强大实力的“砂砾”。如果选择“躲”，则会成为原本抱有国际道义感和责任感的中国被外界误解的下策。

　　另外，2014年11月28-29日，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主动谋划，努力进取”。而恰恰是习总书记提及的这8个字，既为那场持续十余年之久的中国外交方向做了国家战略政策层面上的定调，又为我国今后外交工作大原则做了总指导。根据中国的整体实力，“直面”国际环境为中国外交“量体裁衣”实为上策。在外交大方向的辩论告一段落、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也将载入新中国外交编年史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中国外交的积极主动，到底该遵循怎样的进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又该如何养成呢？

　　有一种声音是中国应转向“准联盟”外交，甚或在新形势下奉行“结盟”外交。此类观点在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发酵，在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惯常思维下，在国家利益逐步遍布全球的前提下，关于中国应该抛却不结盟外交的言论也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市场，导致与俄罗斯、韩国这样的“战略支点”国家结盟的声音不绝于缕。但客观说来，这类观点的可行性并不高。

　　其一，但且不语普京已明确表示中俄不会结成同盟关系，即使独独一个拥有美国保护国身份的韩国，又如何能被用中国智慧下的“楔子战略”撬动与美国的“血盟”关系呢？东亚既有事实告诉我们，对冲机制的兼容纯属一厢情愿之事。

　　其二，大国之为大国，威信出自于言行一致。2005年以来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从根本上与结盟的对抗思维不相容，况又习近平总书记上任半年后倡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恰是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他国无意，而承诺需要信守的前提下，如若中国不明确奉行“结伴不结盟”的政策，又何谈中国不先行堕入“修昔底德陷阱”呢？因此对抗性的结盟思维就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多有出入而行不通。

　　而如不结盟这般，中国外交的前行之路要避免孤单，走少许弯路，又该如何呢？有国内学者早在2014年初就分析可用“结网巧战略”，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分析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认为中国政府首次公开表明要建立“伙伴关系网”来助力中国崛起，实行虽不树敌，但要有朋友的“结伴不结盟”政策来护航中国外交。如果仔细品味十八大以来中国新一届政府两年多以来的外交实践，我们彷佛能看到一副崛起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全息图。这幅全息图展示的是中国外交由“点”到“线”再及“面”、由近到远铺陈开来形成“涟漪圈”，再与早已在全球布局的“大外圈”完美融合，形成了一种与咄咄逼人的“革命”修正主义姿态绝无关联，而充满与己角色相称的“温和”改良主义的全球外交战略新常态。

　　国外智识群体中有学者对中国外交战略全息图的理解似乎较为深入，他们从具体领域着手，充分发掘中国“内因驱动”的外交战略史。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自上世纪改革开放起，中国的一切外交举动就紧紧围绕着国内局势或需求而展开，德雷斯勒（Jacques deLisle）在考据了中国接受西方国际法之路的基础上更是认为，外交为内政服务几乎就是中国国家的基因。这些西方学者的分析似乎客观上为现时代励行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进程做了背书。

　　的确，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以我为主，紧紧围绕并统筹“两个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内大局与实现中国崛起的国际大局，以超越敌我的观念奉行“无敌国”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只与时代弈一盘外交大棋局。在目前建设小康社会、在建设富强和谐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为了给予人民实惠，为了推动国内剩余产能走出去，也为了周边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福祉。

　　中国政府与东亚区域内的东盟国家、韩国、澳大利亚等“点对点”实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贸区的计划，也与70多个国家“点对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且规划与某些国家“拉线”建立经济走廊，如中巴经济走廊、中孟缅印经济走廊，也包括有学者正在呼吁建立“中朝韩经济走廊”，以实现在东北亚方向上的合拢，使周边合作得到全覆盖；中国政府还在某些地区“铺面”，建立“一对多”的首脑或部长级集体会晤合作机制，促进与这些地区的经贸往来，如中国-东盟首脑会晤机制、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等。

　　中国外交沿着点、线、面呈涟漪状往外共振推进，最终与早已在全球层面上布局的遍布亚洲、欧洲、南美洲和非洲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与2008年以后成立的遍布五大洲的充分代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G20集团领导人会晤机制的“大外圈”汇合激荡，形成中国外交在地区与全球层面的交响乐协奏曲，这篇华美乐章也寓意着中国期待在“责任聚合”和“利益共享”前提下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并与发达国家在竞合关系下和谐相处，以倒逼改革而非暴力改变的方式来更新现存国际关系中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旧秩序。

　　2015年3月，万象更新的中国也在两会上确立了“一个重点、两条主线”的外交部署。实则，“一路一带”倡议这个重点必将成为推进“涟漪圈”外交理路的引擎，而“和平”与“发展”这两条主线也必将成为“涟漪圈”外交理路中的黏合剂。饱含“为国家担当、为世界尽责”的中国，也必将与期待着建设公平公正合理全球新秩序的国家一道在建设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为世人充分展现出独具特色为人称道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大国外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