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希腊债务谈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是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的严峻挑战。危机暴露出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机制本身的缺陷，销蚀着欧洲一体化前行的动力。然而，危机倒逼改革，经过磨砺的欧洲，其经济治理也在不断深化中

　　有“大棒”，也有“胡萝卜”

　　——欧盟拒绝希腊债务重组的同时引进量宽政策，遏制脱欧、疑欧的不利势头

　　新年伊始，欧洲再次吸引全球目光。欧元集团2月24日发表声明，同意对希腊的救助协议延长四个月。该举措暂时解了希腊的“燃眉之急”，却并不意味着欧元集团最终同意其减记要求。目前，希腊和其国际债权人关于希腊改革方案的技术性对话仍未结束。

　　希腊的国际援助贷款本应在2月底到期。1月25日，希腊大选结果揭晓，齐普拉斯领衔的激进左翼联盟党以36.5%的选票赢得大选，成为欧元区内首个上位执政的反紧缩政策政党。希腊新政府甫一上台，便在明确不退出欧元区和不赖账违约的前提下，要求与国际债权人就延长债务还款期限、债务减记和再救助等问题重新商谈。希腊新政府认为，5年多的紧缩政策使人民遭遇了人道主义灾难，蒙受了羞辱和痛苦，希望将目前总计3180亿欧元的债务减记一半，使希腊经济免于窒息。

　　希腊此举即刻引来欧盟及德国等主要债权人的强硬否定，尽管为缓解希腊银行业的金融压力，欧洲央行2月12日将希腊银行业通过紧急流动性支持得到资助的最高限额上调50亿欧元，升至650亿欧元，以避免希腊银行的倒闭。在后者看来，欧债危机以来，“三驾马车”对希腊实施了包括减记50%债务以及两轮共计2400亿欧元救助贷款等救助，希腊履行承诺天经地义，这也是希腊继续获得救助的前提，任何要求减记的行为均属勒索。

　　德国等主要债权国表现出如此高度的默契，其背后的考虑有三：第一，目前欧盟内部防止危机蔓延的防火墙机制已经建立，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重债国也已脱离危机时刻并相继告别了救助计划，即使希腊违约，退出欧元区，也不会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群体塌陷效应；第二，从理性角度考虑，希腊不会轻易退出欧元区，因为那样希腊货币将巨幅贬值，国民资产大幅缩水，原先的债务更将变成天文数字；第三，今年欧元区和欧盟内诸多成员国将举行议会大选或地方选举，希腊若债务重组，将向欧元区其他国家发送错误信号。欧盟不能因为一场大选而改变立场。

　　围绕希腊债务谈判的结果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意义，重组之风一开，后患无穷。一方面，这将鼓励身负重债的外围国家群起效仿，竞相赖账爽约，欧元区内可能形成借债不还之风以及“吃大户”的“逆选择”机制，令核心国家民众产生强烈的脱欧和疑欧倾向；另一方面，彻底抛弃紧缩政策的后果是突破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所规定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标准，最终将导致欧元区的崩溃和一体化的重大挫折。

　　欧盟的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尽管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本身并不主张脱欧，但考虑到广大民众对紧缩之苦的愤懑、该党的竞选承诺以及希腊人冲动的脾性，不完全排除希腊新政府作出非理性抉择的可能。而在西班牙，同样反对紧缩政策并不断赢得民众支持的左翼政党“我们能”受到希腊大选结果的鼓舞，对即将到来的大选充满信心。

　　目前，欧洲各国非传统、非主流政党中不乏主张疑欧、脱欧甚至反欧的极端主义力量。如果将欧盟拒绝债务重组看作是挥出的“大棒”的话，1月22日欧洲央行逾万亿欧元的量宽计划的出台，则可被视为遏制反紧缩和疑欧政党壮大并上台的“胡萝卜”，二者可谓殊途同归。

　　欧洲央行表示，如2016年9月经济仍未达标，此轮量宽政策可能扩大或延长。欧版量宽计划具有显而易见的启动复苏和提振信心作用，它意味着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政策指向已从应对危机转向支持经济复苏阶段，开始收复失地和重启一体化进程。从经济上看，此次以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为核心的举措堪称央行货币工具箱中最为重型的武器，目标更为明确、手段愈加严厉、规模更加庞大。从政治上看，抢在希腊大选之前推出欧版量宽计划，也是希望借此遏制反紧缩和疑欧、脱欧政党与势力的上升，深化结构改革，令民众重拾欧洲一体化信心。

　　是挑战，也是镜子

　　——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机制本身的缺陷，延滞了应对危机的速度和效率，导致人们对欧洲认同感的游移

　　欧盟成员国如此审慎应对经济通缩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执政带来的挑战，折射出了欧盟在经历欧债危机近6年后，其一体化进程正遭遇空前的困惑和挑战。

　　2009年发端于希腊、肆虐至今的欧债危机是欧元启动以来遭遇的最大经济危机和社会冲击，是对欧洲一体化最为严峻的挑战。首先，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经济遭受全面冲击，经济总量下滑。2013年12月，欧元区GDP数值依然比危机爆发前的2008年第一季度低3%；增长衰退，2010至2014年，年均竟为-0.22%；失业高企，去年仍高达11.6%；青年失业率超过25%；债务沉重，2014年平均已攀升至92.1%，远超60%的上限规定； 通缩凸显，去年通胀平均仅0.5%。欧元对美元的比值从危机前的2008年最高1∶1.6下跌为目前的1∶1.13。第二，危机导致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差距空前扩大，核心和外围国家的壁垒分明。这造成了欧盟和欧元区政策实施上的两难，更造成了核心与外围国家有关“刺激”和“增长”的政策博弈。第三， 欧债危机暴露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成员国本身的诸多问题，如劳动力市场严重僵化、社会福利负担庞大、创新动力不足、教育体制呆板、缺乏企业家精神等。

　　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机制本身也存在缺陷。一方面，东扩太快消化不良、难以深化；另一方面，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错搭，财政赤字和国债超标控制难以落实，同时缺乏危机的应对举措、机制和手段；同时，危机酿造了严峻的社会形势，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下降，中产阶级遭受重创，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加剧。

　　欧债危机造成的经济恶果和社会创伤，导致人们对欧洲认同感的游移，疑欧、脱欧、反欧情绪上升蔓延。希腊等外围国家民众不堪紧缩之苦，抱怨德国等核心国家缺乏团结互助精神、为富不仁。德国等核心国家民众怨恨外围国家懒散懈怠、不讲信誉，抱怨自己被迫为其埋单。而一贯对欧洲一体化三心二意的部分英国民众甚至为当年没有加入欧元区而深感庆幸，不愿接受增加的欧盟公共预算摊派、福利移民、更多的金融业监管等，向往脱欧公投。

　　欧洲认同感是欧洲一体化维系和前行的基础。据《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显示，在欧盟国家中，认同自己是欧盟公民的比例从危机爆发之初的64%下跌到2013年的59%。欧洲认同感的缺失带来了各国民众的相互埋怨，加重了成员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心态，使得排外、疑欧政党和势力得以借机“登堂入室”。这在去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已显露无遗。相比希腊和西班牙主张调整、重构一体化方向但并不主张脱欧的新生左翼政党，主张脱欧的英国独立党、疑欧的德国选择党、排外的极右翼法国国民阵线和丹麦人民党等大有斩获，甚至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事实更令人担忧。英国《金融时报》惊呼，欧洲民主进入了危险时代。经济停滞和政治异动互为因果，销蚀了欧洲一体化动力，延滞了应对危机的速度、救助的效率和复苏的信心。

　　是危险，也是机遇

　　——危机倒逼治理机制改革，欧洲央行权限提升，核心国家部分分担了重债国的债务风险，欧洲财政一体化真正启动

　　对于欧洲一体化来说，欧债危机应了“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之说。虽然历经曲折，但经过此次危机的磨砺，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推进。危机期间，克罗地亚加入欧盟，拉脱维亚、立陶宛先后成为欧元区第十八和第十九个成员国，说明欧洲一体化魅力不减，扩大仍是进行时。

　　在欧债危机的倒逼下，欧盟的经济治理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深化。一是构建了“三驾马车”为主体的救助队伍，引进欧洲稳定机制，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完整的应急救助机制；同时，欧洲央行使用降息、长期再融资、证券市场计划、OMT等货币工具，成为欧盟的超级协调机构，扮演了危机终结者的角色。其二，欧盟通过实施“六部法”和“欧洲学期”，签订“财政契约”，设立金融领域系统风险管委会和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督局，引入金融交易税，组建银行联盟等方式，重申了财政纪律，压缩了赤字，加强了金融监管，也遏制了投机。其三，《欧元公约》及其增强版的出台、《欧洲2020战略》的颁布，也为成员国结构改革和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指引和促进的作用。

　　对于危机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硬道理。目前欧元区通缩的真正症结不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缺乏资金，而是由于低迷的消费和投资预期，造成了消费者和投资者借贷意愿低下，银行惜贷。欧版量宽不但可以降低成员国尤其是重债国国债收益率，压低消费和投资的借贷成本，迫使欧元贬值以促进欧元区出口，还将提振欧元区和欧盟国家的私人消费、投资信心和复苏预期，可谓对症下药。

　　量宽政策的推出一定程度上是欧洲一体化深化和区域内团结性提高的体现。2012年9月直接购买计划出台后，德国、荷兰等核心国家担心此举会使本国纳税人被迫为希腊等外围重债国埋单，怀疑欧洲央行越权而将之告至德国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以直接购买成员国国债为核心的欧版量宽计划之所以迟迟未能出台，除了该计划受欧元区“不可救助条款”限制，更多的还是因为德国等核心国家担心外围国家会将自身财政赤字转嫁给其他成员国。此次量宽出台，欧洲央行的权限进一步提升，近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后贷款人。同时，核心国家也借此部分分担了重债国的债务风险，带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这也意味着财政一体化的实际启动。

　　当然，光有欧版量宽政策的“单兵独进”，没有财政政策的配合以及各国共同深化结构改革的努力，短期内推动欧洲经济爬出通缩的泥沼是非常艰难的。

　　（作者丁纯为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